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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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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不亦乐乎?  

2006-11-19 20:06: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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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伍教授八十华诞而作)

亦师亦友,不亦乐乎?

--伍柏麟教授素描

 张军

时间如梭。大学毕业20年后,去年我们1985届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同学60多人回母学团聚。席间大家谈论起课堂上印象最深的老师时,几乎都还能清楚的记得一个留在课堂上的细节。这个细节是这样的:在《政治经济学》的课堂上,一位50多岁、但精神抖擞的中年教授让大家把教科书翻到“508”页,却顿时引起全班同学的哄堂大笑。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位教授用宁波-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说到“508”(伍百零八页)的时候听起来就好像是在说到自己的名字“伍柏麟”。是的,我们说的这位教授就是经济系的伍柏麟先生。

在我进入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时,伍柏麟先生是我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课程的主讲教授。对于这个事实,我们一直觉得很幸运。曾经在很多年以前,我就听人说过,在复旦大学经济系读书期间,如果没有听到蒋学模教授、张薰华教授、宋承先教授、陈观烈教授、洪文达教授和伍柏麟教授的课,恐怕该是一生的遗憾。而我因为是恢复高考之后第5届进学校的学生,并没有机会进入蒋先生和陈先生的课堂,只是多次聆听过他们给学生做的精彩的演讲和后来对我本人的指点与教诲。而我的确是张老师、洪老师和伍老师课堂上的学生。宋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导师”。但是伍老师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其实是我进入大学经济系学习所接触到的最早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之所以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并不在于它的精巧,而在于它的大气和逻辑完美,这其实归功于伍老师在课堂上给我们留下的风格与魅力。那个时候,当学生的终日如饥似渴。白天用心上课,晚上班级组织在宿舍的走道进行热烈讨论。伍老师和助教(已英年早逝的周人伟君)多次亲临现场参与点评。氛围之融洽,让人怀念不已。

在我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以后,主攻西方经济学。虽然在我的导师宋承先教授的影响下对马克思的经典作品的研习从未中断,但并没有在伍老师的课堂上继续深造。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前后,正值“经济研究中心”成立,我有幸“闯入”“中心”,开始旁听和部分参与“中心”研究人员组织的研讨,这样就又与伍柏麟老师有了频繁的接触机会。在我1988年留在经济系工作以后,我与伍柏麟老师见面的机会也多了起来,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时间给了我们聆听教授们思想见解的好时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中心”的研究也开始在国内外产生影响,而我知道很多重要研究报告的讨论稿是晚上进行的。那个时候,我的观察是,不仅每一次都有伍柏麟老师在现场,而且伍柏麟老师几乎是中心的灵魂人物。

在1992年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伍柏麟老师是我的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1992-2001年期间,虽然我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欧美访学中,但我知道我能够被给予出国深造的机会和拥有投身经济学研究的自由空间,是因为深得学院内包括伍柏麟教授在内的一大批资深教授的赏识、鼓励与支持。那个时候,伍柏麟老师作为学校的首席教授为包括我在内的经济系的青年学者的迅速成长付出了心血。这几乎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杰出品格,令后生敬佩。我也清晰地记得先后担纲经济学院院长的洪文达先生和洪远朋先生以及曾任经济系系主任的尹伯成教授为我出国学习和破格晋升副教授而挺身举荐。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伍柏麟教授致力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和教材的编写工作,为推动政治经济学原理在中国的本土化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在老一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是为数不多的不够保持思想变革与锐意进取的严肃的学者。前些年,我参与过一些由他主持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讨论班,更听到了他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反思。他善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上寻找苏联式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上的瑕疵。他谙熟经典作家的理论,但不唯书唯上。

1998年前后,伍柏麟教授领衔带领经济学院的中青年教授写出的10卷本的《中国市场经济变迁丛书》,已经悄然成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院派”的经典之作。而其中伍柏麟教授主理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演化》则堪称上乘之作品。它不仅全景式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它给出了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的理论思潮的演化轨迹与演进动力学。因为这个视角独特,博得海内外研究者的青睐。

2000年,在原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获得教育部的批准,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伍柏麟教授和其他经济学院的老一代的学者为了这个“中心”的成立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成立之时,伍柏麟教授成为“中心”的理事长,呵护着“中心”的发展。在我于2003年接替石磊教授担任“中心”主任至今,更多了与伍柏麟教授请教的机会。当然,部分的原因还是,我有幸与伍柏麟教授成为了邻居:我们共同生活在一栋公寓楼里。在不少的时间里,我们有许多关于“中心”发展和中国经济学转型的讨论都是在去复旦大学的车子上或者在家里进行的。

在我与伍柏麟教授做邻居的六年时间里,我们就这样来来去去,平平淡淡,在不知不觉中我不仅把伍教授视为我的长辈和老师,也自以为成为了他的“朋友”。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进入了“不惑之年”,终究是明白了一些道理:做人的、做学问的和对待后生的心境。这些都是可以在观察像伍老师他们那一辈学者的足迹中找到的。我与伍老师从课堂到同事、再到邻居前后已25年。总是记得他的课堂内的精彩,而课堂外我们学得了更多。在复旦大学雅致的校园里,伍老师他们一路走来,开启了我们进入经济学殿堂的大门。而今天,他们的身影更是让我们琢磨到了学问做到了最后便是境界的真正含义。

 

 

 

2006年9月14日记于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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