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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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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会议  

2006-11-08 18:02: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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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ISA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举办。主题是“South Asi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Towards Greate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在新加坡的Shangri-La Hotel举行。

会议就一天。今天上午会议的开幕式上,新加坡外交部长George Yeo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他的选择的演讲角度非常好。这是政治家应该有的视角,虽然常常并不容易做得到。从历史文明的变迁路径和地理两方面对南亚的崛起给予了非常有意思的分析。他的分析让我想起这些年来一些好莱坞大对历史文明的一些新的解读方式。这些电影不求精致与细节动人,而是追求主题、思想和恢弘的视野。陈凯歌的《无极》、张艺谋的《英雄》以及冯小刚的《夜宴》显然也有这种努力。George Yeo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学工程的。我对他的印象就像对曾荫权先生的印象那样,精练、能干,激情和智慧。可以看作东亚新一代技术官僚的典型代表。

开幕式后,来自印度甘地发展研究院的著名经济学家Nachane教授与我同在第一场发言。我们两人的发言虽然事先并没有沟通过,但却巧妙地互补了起来。他在发言中介绍了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在最后他提到,印度的增长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必须重新确定增长方向的政策。在印度的十一五计划中,政府把保护环境和培育更有利于社会整合的制度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我也从中国的改革与增长事实开始,最后谈到了中国的增长约束与增长转型。我也提到了中国的第十一五规划。

有意思的是,印度是消费为基础的增长,而中国是投资驱动的增长。但印度要转向更环保的增长模式,中国的增长转型似乎要更多地会走印度那种消费驱动的道路。在问答的时间,大多数问题指向了我,这是因为听众对中国如何解决她的问题非常感兴趣。其中有听众问我,什么是印度和中国的强项与弱项?我回答说:There are a lot more gains for both China and India to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economic success and to trad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in economic field. China and India have followed divergent ways to promoting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a has some elements of success that need to be learnt by China; China has elements of success that can be considered for the future of India. China has better infra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than India, and India has better knowledg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an China. China has been more open to foreign participation than India, and India has more open to its indigenous private sector than China.

下午的会议上,另一位经济学家,原“甘地发展研究院”(孟买)的主任Debroy似乎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政策以及经济学家的主流的解释提出了更多的批评和非议。他特别提到了数据上的问题。他举例说,根据调查,印度2002年有4000万孩子辍学了,可是在2004年的印度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却显示,印度的识字率反而上升了。他说,根据这个识字率的数据应该推算出印度政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可以把辍学的孩子从4000万变成500万,只有鬼会相信这是可能的。虽然这样的事情在印度、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会发生,不过,数据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否则经济学家对印度和中国经济的现有知识就完全错了。我相信经济学家整体的解释应该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数据的问题是递增的,那么中国经济早就该“爆炸”了。

当有人问起印度的“经济特区”的时候,他说印度的特区与其说是special economic zones还不如说是silly economic zones。他显然对政府的特区政策持不同的意见,而且似乎对特区政策持比较激进的批评态度。据我的了解,印度的学者和政治家对印度要实行的特区政策多有分歧和讨论。中国在20多年前搞特区的时候,邓小平先生遇到的非议和批评也相当集中,包括党内的不同意见。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差别显然是,面对这些评论,邓小平可以说一句“不要争论了”就完事了。而在印度,争论将持续,并将最终影响政策的宽度与深度。

我早就注意到,印度的学者聚在一起总是对印度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现状及其解释喋喋不休。同样在今天的午餐上,坐在我周边的印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口水仗一直持续到午餐的结束。印度真是民主的国家吗?印度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吗?印度有透明的制度吗?尽管印度的要素成本比中国低,为什么印度的同类产品没有竞争力?为什么印度的产品比中国的同类产品贵,如服装?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这么严重?印度的GDP增长是真的吗?我很高兴我能听到他们对这些同样我也感兴趣的问题的争论和论点。这也印证了我们过去经常说的那句话:会场外的总是比会场内的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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