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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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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长寿的秘方  

2007-02-13 20:53: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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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余秋雨教授在解放日报举办的"文化讲坛"上发表了演讲。他重点讲到了中华文化值得记忆的东西有哪些。其中他总结了“三个不喜欢”和“三个不在乎”,加起来是6个“不”。值得玩味。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喜欢”

  第一,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看上去是政治思维,实际上还是文化思维。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牺牲了大量青壮年,也就是文化传承的主体,又让一种文化在水土不服的异地自然枯萎,更不必说,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成吉思汗远征时,还没有纳入中华文化的主体部位,他在远征途中去世,最后问鼎中原的是他的后人。元代后来也恢复科举考试,开始尊重儒家。

  中华文化的不远征思维又与内耗思维连在一起。因此我曾在联合国的世界文明大会上说,中华文化是一种非侵略性的内耗文化。中国人有很多对不起自己人的地方,但一直没有怎么对不起外国人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这样。

  第二,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冬天的“极端”是春天,夏天的“极端”是秋天,不管是冷是热都极端不了。而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尤其是变成了宗教极端主义,危害性更大。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第三,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一种大文化,总是以结构形态呈现的,它要为世间带来精神秩序,自己也必须有严谨的秩序。这种秩序有可能是保守的、极权的,但相比之下,也比彻底的无序好得多。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更有意思的是,由于代代考试必须背诵儒家经典来应试,儒家经典也就接受了一千多年无数年轻生命的滋养而得以延续。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三个“不在乎”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使中华文化变得立体。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几项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第一,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的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什么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那就是,达·芬奇在公共空间里画壁画,米开朗基罗在公共空间里做雕塑,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天天观赏,大家评论,形成市民精神的粹炼和凝聚,然后一起呼唤一个新的时代。

  这种公共空间在中国文化史上十分稀缺。我们对艺术品,总是“收藏”,不是皇家收藏就是私人收藏。公共空间的意识,也就是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这是一切现代化思维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中国文化中比较狭小,我们应该加以拓宽。

  古代文化中一般都缺少公共空间的意识,但欧洲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就有一些街头演说家发表演讲:“雅典城的市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种早期意识的沉淀,对后来的现代化起到了不少的正面作用。

  第二,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样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诼、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铸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该档案中所记金陵一次所铸钱币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铸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

  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

  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仍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却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有人会说,既然是真实,你应该自己证明啊。其实,真实是难于自证的,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证伪”,即证明哪里不真实。证伪,需要有一种集体敏感和共同法则,这一切,中华文明基本上还不具备。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是从推广实证主义开始的,中华文化也应在增强实证机制,即证伪机制上,克服自身弊病,焕发新的生命。

  第三,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了吧?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受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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