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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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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译序  

2007-05-09 11:21: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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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作为经济学教师和研究者,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退休之后能写一本初级经济学教科书,把数十年来教学和研究的体验作为要表达的主题写在教科书中。我设想,这样的教科书应该能表达三个意思:要有好的经验现象;要告诉学生我们该怎样分析这样的现象;要有简化的理论,要有精彩,还要有理论背后的“直觉”和“故事”,让学生从精彩的故事中领悟理论。如果经济学教科书有理论对政策的切中要害的分析或者讨论政策时有精彩的理论做支撑,就更好了。要写出包含这三层意思的教科书,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全身心的投入是不可能的。而我们本土的经济学教科书近年来虽然长进不少,但缺陷依然存在。最大的缺陷是,我们的本土经济学教科书大都是为方便学生考试而编写的,这可能是本土经济学教科书的范式迟迟没有突破的主要原因。

    在我看来,能写出好的初级或中级经济学教科书,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经济学专业需要好的教科书,而在当今的商学院,能让商业世界的决策者弄明白经济学在说什么,真正被经济学的精彩所吸引,更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我还记得萨缪尔森教授20世纪4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写一本能让商学院的学生喜欢的经济学教科书,这就是他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1948年版《经济学》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尺,此后的经济学家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必须超越它才有价值。这解释了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设为什么形成了所谓“高原效应”现象。

    我认为,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如果能在商学院受欢迎,那一定是因为它把精彩和逻辑力量展现得非常巧妙。微观经济学理论最适合分析商业活动和企业决策,但是这样的分析对大众读者或者对商业世界的决策者来讲往往是最难把握和接受的。我曾经根据自己在商学院教授“管理经济学”课程的经验写过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说,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对商业决策活动的分析更像是写给经济学家的,而不是写给管理者的。而且经济学教科书中选择的所谓“案例”大多数出自财经媒体的新闻报道和记者评论,这几乎是一个通则。这好像是说,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对我们阅读财经新闻报道更有帮助。所以,如果没有对这些财经新闻报道的精彩分析,教科书是无法被商学院的学生认同的。

    这些年来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找到建立经济学与商业世界联系的最佳桥梁的问题。这样的思考让我拒绝了很多经济学教科书的翻译或者编写工作。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认识了哈伯德和奥布赖恩合著的这本经济学教科书,并对它产生了好感。在反复翻阅之后,我发现这本教科书与我对经济学教科书的看法最为接近。于是我决定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其实我知道,在我于10年前负责翻译了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之后,西方那些最著名的大学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了。我怎么能够说明这本教科书是众多教科书中少见的一本能让商学院的学生也喜欢的经济学读物呢?当然,最好的答案只能由本书读者和使用者提供。我对本书将会受到的好评和青睐是有充分信心的。

    这些年来,在中国的很多大学校园里,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中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和瓦里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同样受欢迎。但是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写法更符合中国学生课堂学习的习惯方式。按部就班的陈述,清晰的概念和命题的严格逻辑推演,这些都便于记忆和考试。虽然也有大量的案例故事,但理论陈述与经验现象的结合相对比较松散。而相比之下,瓦里安的经济学教科书更突出了严谨和学术性,希望展示经济学体系的公理化和演绎技巧,而不太去混杂经验材料和故事。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句被我们长期误解了的话)方面比其他教科书更用心。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作者在表达上也更下功夫。而我感到,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更适合美国学生。这当然是几乎所有美国作者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普遍面临的问题。作者熟悉美国的制度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体现。但在曼昆的教科书中更典型。

    不错,美国经济生活中面临的很多问题对于理解经济学和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是重要的,但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和事件能否吸引非美国本土的学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作者分析这些问题的立场以及作者是否具有全球意识。哈伯德和奥布赖恩合著的《经济学(宏观)》和《经济学(微观)》在这方面做出了可喜的突破。

    学生也许会问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即使有值得推荐的地方,我们时至今日还有必要再引进初级或中级经济学教科书吗?我的回答是,由经济学的实证性质所决定,经济学教科书是一个会不断升级换代的产品。发现更好的解释方法,找到更贴切的事例,对经济学的理论有更新颖的理解和表述,这些都是教科书升级换代的理由。另外,我觉得经济学中最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某个时刻的理解永远不能到位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不断补充基础性东西。另外,我个人的经验是,每当在经济研究上取得一点进步再回过头去理解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的东西,感觉更是不同寻常。

    虽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质和量两方面的深刻变化,但若要加以评价,则可喜又可忧。关于可喜的道理,我两年前在中国人民大学参加中国经济学教育会议时就曾经提到。我说,中国经济学教育取得的可能是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中国,经济学吸引了一大批非常聪明的学生。这有点出乎意料。差不多30年前,最好的学生一定去读数理化;20年前,中国最好的学生一定会去读工程学;而当今,在我们的很多大学里,读经济学的学生同样十分聪慧、优秀和出色。他们当中不乏文理科的尖子学生,包括各地的高考状元。不少在本科阶段学习物理学、数学或者工程学的学生,最终却选择了报考经济学研究生。

    我忧虑的地方是什么呢?依然是我们的优秀学生。十多年来的教学、研究和与学生交流的经验告诉我(我相信我的很多同行也会支持我的这个看法),我们的学生们尽管非常出色和聪慧,但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项,那就是他们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有急于追求理论前沿和复杂性的倾向。这个问题是中国学生,尤其是尖子学生的一个可怕的问题。为什么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样的学生往往把大部分宝贵时间和精力花在了经济学技术和细枝末节上,而丢掉了经济学的精神和直觉,更没有办法懂得如何才能在经济理论上有所建树。

    在今天高度竞争的经济学界,经济学家的生存能力不在于他们过去是否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而在于他们对现实复杂问题的敏感、把握、判断和简化的能力是否出人头地。这些能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听学术讲座或者阅读别人的论文,要学习的正是这些能力。我们夯实基础训练的目的是把别人的理论模型和技术策略简化成经济学最基本的东西,这就需要在学习经济学时从非常具体的和细节的技术中摆脱出来。钻牛角尖往往是优秀学生的一大毛病。我们有不少聪明能干的学生刚涉足经济学不久,就埋头于修改和挑战某些经济学家发表的理论论文,而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理论是怎么提出来的。这种劲头和精神虽然可爱,但并不值得肯定。即使这样的学生可以在名校很容易地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恐怕日后也难有大的成就。我们二十多年前试办的自然科学“少年班”多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好了,我该交代一下本书的翻译过程了。翻译本书是一个对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原理的新的体验过程,收获很大。参与本书初稿翻译的都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具体分工如下:王世磊,翻译了第1、15、16章;丁丹,翻译了第2、3、4章;阳桦,翻译了前言、第5章、附录;刘宇,翻译了第6、7章;周正清,翻译了第8章;张弘,翻译了第9、10、11章;高远,翻译了第12、13、14章。我本人翻译了第17和18章。王世磊还担任了本书翻译过程中的协调工作,并在前期协助我做了不少与出版社的沟通工作。高远帮助我翻译了18章的部分内容。   

    我很荣幸能与这么多出色的学生一起工作。当然,学生们把英文的意思严格地翻译出来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还不够。这是个通病。翻译中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文的表达受到了英文句法的限制,全然忘记了中文的习惯。使中文表达更恰当,更易懂,这是我在统稿和审校过程中的主要责任。初稿形成后,我开始对每一章进行逐字逐句的审校。审校工作花费了我两个多月的时间,我的目的是确保忠实原文和译文流利顺畅,尽量消除“英式汉语”。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最初的译稿中有一段是:

“转向消费税是税收体制的激烈变革吗?对许多家庭来说,答案也许是惊讶的“不”。许多纳税人已经把部分储蓄放入基金账户中,获得的利息不会被征税直到这些基金被取出用于退休支出—例如,个人退休账户(IRAs)或401(k) 计划。实际上,储蓄主要在退休账户的个人已经支付了消费税而不是收入税。最近股息和资本所得税率的降低—两者都是储蓄的收益—与刺激储蓄动力的提议一起将进一步的增加消费税的角色。”

我修改后的文字如下:

“转向消费税会是税收体制的重大变革吗?对许多家庭来说,答案也许是“不”。因为许多纳税人已经把部分储蓄放入基金账户中了,这些账户中的资金以及获得的利息在被取出用于退休开支[例如,用于个人退休账户(IRA)或401(k) 计划]之前是不会被征税的。实际上,主要在退休账户上储蓄的个人已经交纳了消费税而不是所得税。最近对股息和资本所得(两者都是储蓄的收益)实行的减税以及扩大储蓄的动议都将进一步突出消费税的功能。”

坦率地说,这是我十多年来首次如此费心地加以审校和参与翻译的一本书。这种逐字逐句的修改工作对我的心力和时间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面对这样一本好书,同时也为了向学生师范如何做好翻译工作,我坚持了下来。我对本书的最终译稿质量是满意的。但是,虽然我已经尽了力,但本书仍然可能存在瑕疵,不当之处,恳请指正。

    我要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张渝涓女士和吴颖洁女士对本书在翻译和审校过程中给予的支持。本书的责任编辑石美华女士不仅做了出色的编辑工作,而且还协助我为本书做了不少编辑之外的工作。没有她们的努力,本书的翻译工作不可能如期完成。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和远在美国的儿子给予我每天坚持不懈地工作的力量。

                                                                                   张军

                                                                      2007年4月29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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