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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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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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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再一个片段  

2007-06-22 23:39: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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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看起来大家喜欢读这样的东西.YUBO说还不过瘾, 那是因为我上次放上去的“巴山轮会议”这一章只是一片段. 现在我决定再放上去一部分, 由于技术的原因,照片和图表都自动删除了. 但文字都在. 正在完成的莫干山会议和价格双轨制的一章也接近尾声了. 因为要出书,只能暂时放上这么多了.....

 

“巴山轮会议”的7大论题

在“巴山轮会议”上,经济学家们重点讨论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概念上厘清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的目标以及经济调控的手段等。会议最后形成了7大专题报告。它们分别是“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

没有必要全面地来介绍这7个专题的讨论内容。我想重点回顾的是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对中央的决策形成可能实际上产生了影响。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与战略方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而且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再次是一次长征[1]

关于过渡的方式,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揽子改革”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青和赵人伟整理出来的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2]。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3]。我估计,这个意见对1988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形成的价格-工资改革的“闯关”决定肯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对中央的决策可能产生了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当前的宏观经济态势以及如何实施宏观治理的政策。会议上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过度需求。用托宾的话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做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4]

如何治理过度需求的问题自然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多数经济学家也一致地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所谓“双紧方针”)。但对于中国银行体系的现状和中央银行的职能等技术性的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改革建议。之外,会议上特别针对收入分配的政策进行了研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工资上涨和消费基金的膨胀蔓延正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科尔内指出,经济改革有很多风险,主要风险之一就是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过强,如不能正确处理,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托宾说,工资上涨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会导致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他给出了一个教科书上的公式:假设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上涨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额。他认为,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5]

在改革以后,特别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工资增长和消费基金膨胀的局面迅速蔓延。1985年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织的大型调查获得了1985-1985年间工资上涨和和消费膨胀的实际信息。见表1。而且根据这一调查报告,“1984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8%,国民收入增长了12%,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了22.3%,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全体居民货币收入额增长了25.3%,社会集团消费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了38%。我们调查的城市消费基金增长高于全国水平。这种城市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三者同时大幅度上涨的现象是建国以来罕见的。1985年,三块消费基金还将比去年再增加800亿元。我们面对的是消费基金的全面膨胀”[6]

[插入表1]

调查报告还调查了消费基金膨胀的特征。根据调查发现,消费基金膨胀的主要表现包括:(1)企事业单位超发奖金、滥发实物、随意增加津贴、扩大浮动升级;(2)“帐外洒漏”:即单位通过“帐外”方式发放和增加各种职工收入。如套取现金、公款私存、利用劳动服务公司作为小金库、对外承包等;(3)国家用于职工福利、物价住房补贴以及其它转移支付的基金迅速增长。这就导致中国的实际工资成本(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了。在当时,帐面工资占总成本的比重不到10%,但加上各种福利支付和补贴,工资性支出比重则达到了15%以上,超过了日本 13%和苏联15%的水平[7]

由于消费基金的膨胀转入更加隐蔽的和“体制外”的支付方式,造成国家统计局对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产生严重的向下的误差。这个调查报告对国家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的统计数据与来自银行的工资性现金支出数据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缺口在1984年以后跳跃性地扩大了(见图2)。

图2

注释:本图的%是银行发放的实际工资性现金支出超过统计局的工资总额统计的幅度。银行的统计对于监视消费基金的增长更准确,但依然不能充分反映“帐面洒漏”的消费基金的增长部分。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1986年,《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第94页。

 

那么,怎么控制工资的过快增长呢?在“巴山轮会议”上,布鲁斯提出,单纯使用经济手段难以保障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正确关系,需要考虑采取必要的行政干预。托宾也主张,中国政府不能马上放弃行政的控制。他甚至建议把目前由银行监督工资总额发放的办法逐步改成控制每小时工资水平的办法。也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当前使用的对超额发放的工资实行征税的政策应该严格执行。但是,总体上,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认为,在西方,由于工会组织和其它因素,政府控制工资过快增长的经验并不多。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主张把工资与物价挂起钩来,这种“收入指数化”的主张在会议上没有得到认同。

从1985年的情况来判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国的非国有部门的扩张以及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的发展速度显然大大低估了。在理论上也很少涉及这些方面的讨论。实际上,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和消费膨胀的问题最终是在非国有部门的崛起与劳动力自由化的过程中最终解决掉的。而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巴山轮会议”上似乎还没有人能预料到。

但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5年组织的那场大型调查报告对中国如何解决工资与消费基金膨胀的问题却超前地做出了重要预测。这个由李峻和夏晓汛负责执笔的调查报告“消费膨胀: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在结束部分这样写道:“在当前宏观失控局面未扭转之前,为了巩固现有的各个成果,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机会,对消费基金加强行政管理约束是必要的,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就中长期来看,对劳动力价格的管理从僵硬的计划管制下解放出来,开放劳动力市场,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潜能释放出来,由市场机制—劳动力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相对工资水平,从机制上抑制劳动力价格上涨趋势,把国家从烦琐的具体工资标准的设计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从事宏观分配政策和工资基金总量的管理,是改革的方向”[8]。事实证明,今天倒是真的做到了。

 

1986年之后的“商业循环”与“配套联动方案”(省略)

 

中国经验的理论贡献

以上故事中我们实际上讨论了1978-1994年间4次严重的通货膨胀时期。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在1994年之后进入了宏观经济稳定和通货紧缩的时期。而在1992年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另外,由于受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1998-2001年间,物价总水平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即通货紧缩,但是很快又恢复到正的但微不足道的增长。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通货膨胀时期,还是在通货紧缩的时期,中国经济的产出都始终保持着高速的增长。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为正的相关关系在其它转型经济里很少出现过。例如,在俄罗斯和中东欧,总产出的下降与通货膨胀在经济实行自由化的改革以来一直并存。而在中国,1978-1993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而在1993年之后,GDP的增长由与通货紧缩并存。

频繁的通货膨胀和收放循环的那一段经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个现象留给经济学家的却是一个理论创造的机会。我们知道了很多那个阶段的故事,包括“提前翻番”,也包括工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我们也比较认同“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检验的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会伴随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下降。

一个好的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容易做出的,它需要创新。它不仅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具有可以实证检验的性质,而且它要抓住相对重要的经验现象,而且解释最好是比较简单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在经济学文献里出现了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循环的不少的理论。的确,从早期的文献上看,大多数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主要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消费膨胀,为什么国有企业存在追求投资扩张的冲动等。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循环现象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总体上还只是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些局部的和更零碎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有用的,但也许还不是比较重要的经验现象。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那个时候解释通货膨胀循环的理论不过是在重复教科书上关于通货膨胀会由总需求的膨胀而拉起的基本原理而已。它们更像是已有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很不容易。

一直到了2000年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之一)终于发表了一篇由多伦多大学的Brandt 和 Zhu署名的论文,发现了一个解释中国1981-1993年间通货膨胀循环的一个新的理论。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试图去捕捉了中国的现象对经济学可能存在的贡献机会。一个理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理论出现之前,我们暂且说它是最好的理论。理论不是真理,理论是可竞争的。好的理论总是激发出人们去推翻它的欲望。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一个分权经济中的再分配:中国改革时期的增长与通货膨胀)[9]。作者在论文里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1981-1993年通货膨胀循环的非常简单的理论。

[插入作者的照片]

作者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的现象关联之上,第一,1981-1993期间的通货膨胀总是与货币的增发联系在一起;第二,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了产出的增长。那么,什么东西又使这两个现象关联在一起的呢?作者认为是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credit diversion)把以上两个现象关联起来了。

本来,银行信贷是政府控制的,怎么可能出现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呢?作者认为,这是分权的结果。由于分权化的改革,指令性的信贷分配不再奏效。进一步来说,即使有了信贷的分流,如果信贷总额在当年是固定的,那么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只会帮助解释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但并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而作者的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外生的东西,它使得信贷的规模不再固定。这个外生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保障和承诺。而这个就业保障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给定的,所以对于信贷的分配而言是外生的东西。

于是,解释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相伴的理论就出来了:分权化的改革越来越使银行的信贷开始向非国有企业分流。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两企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差解释了产出的持续增长;而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就业和福利待遇等(这个承诺是外生的),只能对国有企业实行补贴。由于分权改革造成政府财政补贴的能力下降,因此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货币创造(money creation)来补贴国有部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每一次只要政府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然也只能控制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控制住了这个,货币创造的压力就释放了。这样一来,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也影响了产出的增长。而要增加产出,又必须再放松对信贷分流的控制,从而形成收-放的循环。

为了检验这个理论与经验观察是否吻合,作者估计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净现金流”(net cash flow),它是企业的产出与所有非金融性投入(包括投资、社会福利支出等)的差额。用这个“净现金流”来衡量国有企业部门的补贴缺口。图3基于作者的数据绘制了国有企业的净现金流以及占GNP的比重的变动模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1983年以后这个缺口越来越大了。然后,作者对其理论进行了统计上的检验。

图3

资料来源: 根据Brandt and Zhu(2000)的表1绘制。

 

作者在统计上进行检验的是这样几个由其理论推演出来的命题:(1)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应该减少国有企业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两者应该是负向关系;(2)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下降应该降低GNP的增长率,两者应该是负向的关系;(3)货币的创造应该随着国有企业投资份额的下降而增加,两者应该是负向关系;(4)通货膨胀应该是货币创造的结果,两者应该是正向的关系。在数据上,作者用“铸币税收入”(seigniorage)作为货币创造的代理变量。表2显示的回归结果在统计意义上验证了上述命题。

2005年,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另外两位作者Feltenstein 和Iwata把这个解释框架进一步推广到了1952年以后的中国的商业周期现象[10]。他们使用了1952-1996年的数据。Feltenstein 和Iwata在论文里的研究证实,在数据允许的1952年至1996年间,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财政向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地方政府不断获得的财政自主权经过一个传导机制最后推动了货币创造,使货币供给常常失去控制,从而通货膨胀总是频繁地发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分权对实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物价的稳定。这个结论与上面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当然是“同出一辙”。

其实,这个理论也有助于解释1994年以后中国商业周期的变化。1994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布局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再加上1994年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比重,从而缓释了对货币创造的需求。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补贴能力,结果大多数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不得不被民营化。所以,在1994年之后,超额货币创造的压力没有了。这是中国在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消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人们总是在思维上习惯于把1994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的消失和通货紧缩简单地归因于所谓“产能过剩”。但是,这样的解释无异于逻辑上的“同义语反复”。这好像是在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去定义什么是通货紧缩。这不是好的经济学理论。“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1994年之后产能才过剩了,产能的扩张在1993年之前就持续发生了,并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到来(最后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92-93年)。而且,没有理由认为1993年之后与之前产能的扩张就应该有本质性的不同。而事实是,在此之前的通货膨胀高发时期,产能也一直在增长。所以,从逻辑上说,产能扩张不应该是1993年之后通货膨胀远离我们的主要原因。解释中国通货紧缩生成机制的任何好的理论都要能够同时解释为什么曾经摆脱不掉频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表2: 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常数项

非国有信贷比率

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

滞后的铸币税

调整后的R2

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

0.878

(28.86)

-0.332

(-3.24)

 

 

0.44

GNP的实际增长率

0.698

(3.89)

 

-0.757

(-3.37)

 

0.49

铸币税/GNP比重

2.30

(3.19)

 

-2.553

(-2.87)

 

0.40

通货膨胀

 

-0.028

(-0.78)

 

 

0.310

(2.19)

0.43

资料来源: 根据Brandt and Zhu(2000)的表2改编。

 在解释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压力的解除方面,Brandt 和 Zhu的理论至少让我们去关注了更重要的现象。每一次的通货膨胀总是与中央政府的过多透支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把更多的财政收入集中在手中以后,一系列的事情就自然发生了变化。首先,过去不断由中央政府的透支行为而推动的货币创造的机会就基本被控制住了;其次,地方的财力被约束之后,地方政府因为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从前政府保障国有部门的就业和福利的那个“外生的”承诺(社会契约)被动摇和瓦解了;第三,中央政府不断积累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调控能力。特别是,当中央的财力提高之后,可以在宏观总量上加大对于基础产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缓解瓶颈行业的约束。而且中央政府财力的大幅度增长提高了中央政府对上游产业的收入或者价格的补贴能力,使得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的传导因为这个中央补贴的能力而梗阻了。这些方面的变化与1994年以后中央与地方财税安排的改变以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精彩故事有直接的关系。要弄明白通货膨胀为什么离我们而去,我们更需要注意这些故事才是。



[1] 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1986年,《宏观经济的管理与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第19页。

[2] 同上,第22-23页。

[3] 托宾的这个话曾被解释为“中国10年内不要搞资本市场”。而且这个话在1990年代经济学家之间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辩论中,多次被吴敬琏教授引用来支持自己的观点。

[4] 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1986年,《宏观经济的管理与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第34页。

[5] 同上,第38页。

[6]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编,1986年,《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第92页。

[7] 同上,第94页。

[8] 同上,第108页。

[9] Loren Brandt and Xiaodong Zhu, 2000, “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 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8(2): 422-439.

[10] Andrew Feltenstein and Shigeru Iwata, 2005, “Decentralization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6:48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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