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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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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没有出路,那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2007-07-01 09:03: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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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们没有出路,那就是政府的责任了

张军

不久前在加拿大参加一个聚会,巧遇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同行刚刚从上海回来。他告诉我,6个月里面去了上海两次。我问他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说,最大的不一样就是他所住的那个四星级酒店的服务员基本上都换掉了。他说,半年前住在这个酒店里的时候,那里的服务员小姐特别漂亮,但不怎么讲英语,而现在大部分还是很漂亮的小姐,不过都讲了英语。他对中国的“老板”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改变这么重要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他抱怨说,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研究文献里却看不到对这类现象的解释。中国的一个“老板”到底是如何来进行雇工决策的?

这样的现象可能每天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也许对一个中国的“单位”或者“老板”来说现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但这个现象放在西方社会里就复杂得让人看不明白了。因为在西方社会里,是稳定而透明的制度或规则说了算,而中国当下是一切是竞争说了算。因为没有那样管用的规则,而且这样的规则是一个可能漫长的政治演进过程。所以,中国经济里面现在每时每刻发生着的就是竞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没有被社会认同和主导的制度和规则,中国经济的变化几乎就靠了这残酷的竞争。制度和规则本来就是为保护社会弱人而出现的,而这个在中国更可能一个过程的结果。

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可能是最纯粹和最巨大的经济变迁。中国与其它计划经济的转型有很多的不一样。最不一样的是,在中国,竞争是压倒一切的“规则”,竞争无处不在。究其原因,主要是千年来缺少商业文明和法制传统的演进结果。一旦解除计划的集权统治,这个经济必然从下面开始迅速走向分散的原始竞争状态。

法制和商业文明的缺失影响最大的是这个社会的最低层的人群。至今,最穷的人(农民)那里除了有一块不可转让的土地以外,没有可以依仗的政治、法律、政府和思想。没有组织,没有工会,没有利益的代言人。不出去做工,也难以有别的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即使还依然受制于城乡分割和户籍管制的约束,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转移还是发生了,而且成为不可阻挡的大现象。每年千万以上的年轻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部门不断转移,这股力量很快摧毁了旧体制中对城里人和对国有企业职工的任何人为的制度保护。这就形成了中国非常纯粹的和充分竞争的非技能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庞大的非技能劳动力的市场上,竞争主宰了。非技能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的转移规模巨大,竞争力量就势不可挡,迅速成为经济变革的推动力量,首先使加工制造业成为中国最发达的产业。

最近我的好友胡景北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强调说中国农民的迁徙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他说“如果有人问我当今中国经济最重要的现象是什么,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农民向工人、乡下人向城市人的转移。中国经济第二重要的现象至少可以列出五到十种。但我认为,第一重要的现象只有一种:农民的转移”。我完全赞同。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尤其是在上世纪50年来之后,很多政治独立和经济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都经历城乡的移民现象,几乎没有例外。但是,其人口转移的规模都不可能与中国这20多年的情形相提并论。

巨大的非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给了中国将加工制造业走向全球化的竞争能量。制造业和加工贸易的扩张也给这些劳动力创造着就业的机会。可是很多观察家们一开始并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加工贸易会得以扩张,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非常不发达,政府垄断和集中控制的金融资源是本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后者通常应该是在一个金融高度自由化的体制下才是可能的(印度的IT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崛起是FDI大规模流入的结果。这个问题早在10年前就由黄亚声的文章去说明了。

加工贸易的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问题是,它创造就业的机会终究是有限的,它不仅要面对日益严峻的贸易摩擦的冲击,面对其它国家对FDI的争夺,它还要面对技术升级本身带来的挑战。它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事实是,中国在过去10年一直面临下降的就业增长,重要的原因在于劳动力的过度竞争。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就业创造完全依赖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是不行的,它还需要政府和市场在很多方面的密切配合。比如,政府要解除金融管制,要发展要素和技术市场等中间组织。实际上,10年来,中国的金融中介或金融交换市场严重不发展。民间的金融借贷和交易行为不断地被禁止,民间的信贷和金融交易越来越不自由,金融资源不断集中管制。除了政府和国外公司之外,无数最接近本土市场和劳动力资源的最底层的人没有办法容易地获得金融和技术的支持依然是今天中国就业创造的最大障碍。

低技能和非技能劳动力的巨大规模为民间创业活动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但就业创造的活动需要政府在资金、技术、市场开拓和营销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政府即使试图帮助一些创业者的资本形成,也大多数是那些科技园区的精英者们,与那些普通的非技能劳动力几乎没有关系。这些非技能的劳动力没有技术专利,他们有头脑,有力量,更有吃苦的精神,他们多半会是农民,但是如果他们当中有哪怕很少的人有创业的热情并能得到政府的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那么他们可以在农村就地办厂,可以去规划自己的目标,可以在生产链和服务领域中去寻找机会,就可以帮助更多的非技能劳动力在当地就业,摆脱贫困,就像当年乡镇企业那样的红火。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的故事。15年前我在美国访学时,很多人提及他们都读过的一本书,讲述一个中国的农民搞砖窑厂而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才是最中国的。

但乡镇企业今天似乎成了一个非常负面的词。它与落后、污染和犯罪更多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不是必然的联系。问题出在政府的政策上。杀鸡取卵的结果怎么样呢?中国的农民今天参与的生产活动比当年乡镇企业的还要“落后”,还要危险。这些年,类似80年代乡镇企业的创业故事听得越来越少了,而令人痛心的“事故”却多了起来。媒体上充满了各种“新闻”:无证经营的作坊和地下工厂被查处,街头的摊贩被取缔,造假窝点被捣毁,层出不穷的小煤窑爆炸与坍塌,让人目不暇接。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农民兄弟这么冒险地去“就业”?因为没有出路。他们没有钱,过去和现在没有接受好的教育,不知道怎么能挣钱,只知道要挣钱。很多人还知道要用最省钱的方式去挣钱。

我们总是看到地方政府出面严厉查处和监管那些出了事的“不法经济活动”,但我们值得去想一想的问题是,政府难道不应该去鼓励和大力帮助那些由农民兄弟组织和创办的经营活动,让它们合法化吗? 当我们的农民兄弟想从事某个经营活动的时候,政府在进入许可、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有没有给他们可以容易获得的公平的许可、援助和服务项目呢?因为少有政府提供的进入许可、金融、技术、销售渠道和其他方面的服务与支持,那些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往往就可能去铤而走险。乡镇企业本来是可以持续地发展的,但似乎没有给它更多的政府服务和支持。农民或者那些离开农村的移民要只身创业,要教育、要生产,要渠道、要就业,要挣钱,但这个体制里几乎没有可以帮助和服务他们的东西。如果他们说他们没有出路,那就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要等到那些地下的作坊出了事才看见了政府的身影。

最近读书中经常读到,东亚经济,尤其是台湾,在经济发展的类似阶段上,都是因为政府在基础教育、技术援助、金融中介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向农村和农民倾斜才逐步走上了公平增长道路的。我想这个结论对我们应该特别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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