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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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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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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演讲(含精彩照片多张)  

2008-11-23 23:43:5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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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9-21日我应邀出席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学院举办的当代中国研究首届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Forum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Inaugural Conference)并在21日上午的全体大会上做了“Thirty Years of Reform: Why Did China Get out of 1989-1991 Retrenchment?”(改革三十年:中国为何摆脱了1989-1991的经济倒退?)的英文演讲。

20日上午的开幕式由英国诺丁汉大学校监杨福家教授主持,来自中国的国务委员刘延东女士发表了长篇演讲,受到好评。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和8位部长以及清华大学校长、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等多位校长。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David Greenaway 教授致欢迎词。

我的学生范子英正在诺丁汉作访问学生,他参加了会议并在他的博客上记述了我的演讲的基本观点。这里转述如下(见照片之后的文字):

校监杨福家教授主持开幕式

国务委员刘延东女士发表演讲

我的演讲

英国诺丁汉大学新校区一景

英国诺丁汉大学新校区一景

闭幕讨论

 

 

30年回顾:激励兼容的重要性

 

张老师来诺大参加这边的一个国际会议,在这边待了3天,使我有了比国内更多的时间跟他相处,我们在一起聊得最多的是他关于中国改革的看法,好几次都是同样的主题,他在斯德哥尔摩和诺大讲的也是这个题目,我希望下面的描述能够尽量符合他的原意,不过最好的方式还是去看他最近将要出版的书,以及听听他的报告(bg下:张老师的口语非常好)。

中国的改革其实最早是从1972年开始的,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决定从美国进口大量的机器,进口机器其实也没什么,关键的区别是,这些进口的项目中,有一半是去了东部地区,这实际上暗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开始从追求平等转到效率,60年代的投资和后来的三线建设都是将重点放在内陆地区,沿海很少获得上级政府的资助。后来到了70年代末期,包产到户逐渐被允许,最后在80年代初期正式从法律上承认,并在全国推广,有很多研究,包括现任世行副行长的林毅夫教授,也曾经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面撰文,认为1980-1985年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城乡差距唯一一次的缩小,都跟这个制度有关。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制度就是特区的建立,我记得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原CCER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曾经有过比较详细和生动的回顾,当时整个广东地区有很多人越过香港和大陆的边界,跑到对面去,因为到香港打工再回到广东,那就是当地的富翁了,后来实在没办法,中央就决定,与其人跑过去,还不如让对方的资金跑过来,于是在蛇口这个地方画了一个小圈,后来这个圈越画越大了,最终就是今天的深圳,实际当时同时开放的是四个南部的城市。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其资金的使用成本低,税收是三年两减半,土地的租金也很低,于是资本就过来了,并且可以利用当地和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因为税基突然之间扩大很多,当地政府都尝到了甜头,于是很多其他省份也要求建立特区或者开放,于是开放进一步向其他省份拓展。

从80年代整个的改革来看,都是自下而上的形式,从来没有自上而下的,前面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特区的建立是如此,后来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如此,至于乡镇企业更是如此。对于双轨制的看法,以前都认为是改革的代价,是渐进改革的标准模式,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跟东欧国家改革差异的原因,因为东欧、包括俄罗斯都是采取Sachs所建议的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将价格自由化,这种改革模式往往会是两种结果,要么很好,比如Sachs指导的玻利维亚,要么很坏,比如俄罗斯和波兰,后者发现第二天商场没有东西了,货架上全是空的,于是混乱出现了,军队也开始不稳定了。

其实,今天回头来看,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失败的,从最近披露的决策层文献来看,双轨制受到了很大的批评。双轨制在中国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混乱、腐败猖獗、最终政治也开始动荡。当然也有很多人指出双轨制导致了增量改革,资源从国有部门开始慢慢流向私有部门,但实际上,这部分所占有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几乎不能算着双轨制的贡献。

经过1989-1991年的徘徊后,在1992年的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以及1993年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者坚定了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而不是倒退到以前的计划经济,同时也否认了80年代的改革模式,之后有一系列的改革紧随其后,包括1993年的价格自由化,同期的银行体系改革,贷款改为负责制,1996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等等。简单对比下,9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朝着华盛顿共识迈进的,后者是指经济体系的自由化,包括价格、企业等等,当然除了利率和汇率之外,中国的改革基本就是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方案。并且,从今天的成就来看,改革是相当成功的。那问题就来了,1,为何同样的方案在中国改革成功,而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却失败并且造成极大的混乱?2,为何这个改革是在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80年代实际也有这个方案的,为何行不通?80和90年代到底差别在哪里?

先从第二个问题开始,80年代中期,特别是88年左右,中国是处在极度通货膨胀阶段,当时有个词语叫“消费基金膨胀”,简单来说就是大家买的太多了,供不应求了,价格就开始涨,于是钱不值钱,通货膨胀就出现了(现在的中国相反,大家都不消费了,或者是消费不起了)。我这里不会去分析为何当时消费会膨胀,那会是另外一个大问题,我只想去说明白80和90年代在宏观经济表现上的差异。在80年代如此高的通货膨胀条件下,如果实行价格自由化,这会更进一步增加整个社会的需求,于是情况会变得更糟,通货膨胀会更严重,当通货膨胀严重到不能忍受的时候,社会就开始动荡了。而90年代,特别是1993年前后,中国在朱镕基的领导下,致力于治理通货膨胀,因而到了93年,中国实际是通货紧缩的,在通货紧缩的时候,放开价格就不会有大问题,即使大家出于对未来市场的恐慌去购买,也不会使得物价上升很多,因而价格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价格改革应该是整个90年代改革中最重要的,这是因为要使得市场发挥作用,价格必须反映其稀缺程度,这样才能不浪费资源,达到经济学上所说的帕累托最优,但是当市场是扭曲的,甚至根本就没有市场时,价格是不能反映其稀缺程度的,于是那些宝贵的资源被利用到那些不很重要的用途上,甚至是浪费掉了。

那中国跟俄罗斯为何不同呢?早期有很多解释,比如钱颖一提出的M型组织,他认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毛泽东主席强调各地要自力更生,财政也要自主(其实他还强调了地区平衡),因而到了78年的时候,其实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中国更是“块块”经济,而俄罗斯则是“条条”经济,块块经济有利于中国进行试验,因为即使失败了,由于块跟块之间是相对分离的,不至于对整体造成危害,因而改革的成本低,而俄罗斯相反,一旦失败,殃及全身。另一个解释是林毅夫教授的,他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采取了比较优势的技术,即把重点发展中国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上,比如中国劳动力比较多,因而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对中国比较有利,这个解释有两个问题,第一,既然大家都知道比较优势,为何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国家不采取比较优势,Redding1999年提出的动态比较优势或许能部分解释,第二,中国一直有比较优势的,但同样的比较优势为何在不同时间发挥的作用不一样,即中国一直人很多,但为何各个时期的经济表现差异很大,这背后肯定有其他的机制在起作用。最后还有一个解释,是北大的姚洋教授最近提出的“中性政府”,他认为中国是共产党一党政府,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面是要谋求整体福利的,而俄罗斯的执政党往往会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于是在改革绩效上面差异很大,这个解释也有同样的问题,从194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中性政府,但明显的是经济发展波动很大。

简单来说,如果把解释的重点放在禀赋上,那么可能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因为禀赋一直在那,禀赋是外生的,重要的可能是触发机制,是那些重要的制度变迁。(还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政治集权,中央可以通过官员的升迁来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但实际上中国一直是政治集权)

这样就联系到另外一个问题了,中国的政府一直在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07年的政府收入占整个国家产出的1/4,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重,全国人民一年的产出,有1/4被政府拿去了,所以政府支出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会非常显著。但以前并不是这样的,1988年到1993年,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是下降的,到最后中央反而入不敷出了,于是在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制有两个重要的举措,一是税收分享,而不是收入分享,并且把主要税种定在增值税,二是在地方设立了国税局,这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安排,之前的中央收入是要找地方索要的,因为全部由地方政府负责收入,而现在则不然。

在经济学上有个概念“激励相容”,即某件事情是双方都愿意做的,也只有激励相容,事情才可能做的好,因为是朝一个地方努力的。在1993年之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激励是不相容的,中央想要更多的收入,但地方政府则努力想减少上交给中央的部分,最后实在不行,就藏富于民,干脆想法设法给企业免税,这也是为何在80年代出现了那么多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这些地方的税收是非常低的。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整体的财政收入在GDP的比重下降,二是预算外收入膨胀,两者都是在削弱中央对于经济的控制能力。除了财政收入是激励不相容之外,改革也是如此,很多中央想推行的改革都遭遇到地方政府的阻挠。

1993年之后的体制则是激励相容的,国税局的设立使得中央政府拥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并且按照设计,中央政府的收入会越来越多,早在分税制的当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就远远超过其支出,因而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用来操作,既可以用来直接投资,也可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奖励。1994年的税收返还(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占据当年转移支付的大部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央对地方执行分税制的一种妥协,但由于这部分的增长速度要小于财政收入的增速,因而即使是妥协,这部分也会越来越小,另外的大部分将可以由中央政府来自由支配,这时候的转移支付完全可以被用来作为对地方的一种肯定。于是整个财政体制就成为一种双赢的过程,中央和地方的激励兼容,都会努力去发展经济。

当激励兼容后,中央政府开始实行一系列的改革,银行的改革硬化了各地的信贷约束,各分支机构开始要考虑贷款的收益了,对于那些明显不盈利的国有企业,银行开始减少贷款。同时,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目的,会努力发展地方经济,把政府的钱用在刀刃上,他们也不会在那些亏损的国有企业上浪费资源。而中央出于市场化建设的考虑,开始要私有化国有企业。这样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愿意拜托国有企业这个包袱,并且国有企业自身由于没有贷款也维持不下去,所以在1996年前后的国有企业改革得以顺利推进。

以上是我对张老师这次报告的理解,希望能够基本维持他的原意。(范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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