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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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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与经济学:共同面向未来”学术会议上的发言  

2008-06-17 18:13: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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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6月1日上午我出席了在上海财经大学豪生大酒店举行的“哲学与经济学:共同面向未来”的学术研讨会并做发言。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发言内容,我稍做文字的修改:

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我出席这样的会议。汪丁丁教授刚才说,到目前为止,大家的发言显示出比较多的共同点,难以引发争论。那么,我在这里给出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评论,希望我们接下来能有一些争论。

丁丁说到,在中国的大学里,经济学的研究状况很有类似于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的味道。我并不特别反对这一判断,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负面的东西。因为在我看来,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向西方学习不得不是必要的选择。以这个标准来衡量,30年来,现代化是中国的经济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的成就。这是我的总的判断。换句话说,在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已经步入了非常明显的现代化轨道。在这个阶段,向西方学习很重要。

我的这个说法一定会引起不同的看法。其实,判断中国的经济学有没有现代化,我认为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检验办法,那就是观察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是否对我们社会和公众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反应。就以最近15年来说,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有争议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学家的确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另外,过去15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发表的大部分论文和国际上目前所谓主流经济学做的工作也有很好的对接。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劳动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有的特征均反应在劳动经济学里面,它从早期的农业经济学转化过来,成为非常实证的学科。我们今天到美国去招聘Ph.D,发现大都是学习劳动经济学的。其次是收入分配的研究,这是中国经济学中进步最快的一个学科。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制度与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刚引进来的制度经济学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制度,它为什么是重要的。但是,今天我们并不满足这些了,我们需要研究更具体的制度,研究制度的出现和演变如何受其它因素(如历史条件)的影响。我们还关心在经济发展中政治制度的角色。所有这些研究都把我们引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和技术中去。

我知道,大家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会有批评。事实上,经济学200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是说没有危机。最大的一次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那时候出现了凯恩斯革命。从那时到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修复那一次的范式危机。这个过程还不那么成功,但却已产生了很多诺贝尔奖。虽然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修复的过程还没有完,但从二次大战以后,整个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进入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这应该归功于经济学方法论的革命。而我认为这个方法论上的革命就与哲学有关了。

上个世纪的30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哲学家波普发表了重要的哲学著作《研究的逻辑》。这本书最初是30年代中用德文发表的。其英文版到1959年以《科学发现的逻辑》在西方问世。就在这个时候,弗里德曼在1947 年完成了“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并在1953年作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的前言在芝加哥大学首次问世。事实证明,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前言”成为弗里德曼的作品中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论文。该论文对经济学范式的演进和经济学走进安全期做出了不可取代的贡献。

在弗里德曼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这篇论文确实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他说:“这是我为《实证经济学论文集》写的长篇前言,我怀疑我所写的文章与专著中再也找不出比这一篇更重要的了,尽管这篇前言在文集中只是附属内容。它引起的争论在历经40年后仍未显示出平息的迹象。正如丹尼尔. 哈蒙德在文章中所说:‘指出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文章......是经典之作......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提法。这篇文章自1953年发表以来就一直对许多人影响巨大......几代研究生(多数人也由此)懂得了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意味着什么。哲学家和方法论学者将它视为弗里德曼将科学哲学引入经济学的标志,或者是‘芝加哥学派’形成的标志。’”

弗里德曼还回忆道,在“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写作期间,正值人们对边际分析产生怀疑的时候,“因为对商人所做的访谈或问卷调查研究表明:这些商人‘在做决策时实际上并没有参考图表、曲线、多变量函数所显示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这让我想到张五常先生在著作《科学说需求》中提到的另一个“愚蠢的”故事:一个叫的莱斯特的经济学者在1946年询遍波士顿的私人运输公司,试图想知道那些公司的雇主们是否知道他们支付给那些驾驶员的工资等于了驾驶员们在边际上的“贡献”。既然这些雇主们不知“边际贡献”为何物,经济学的工资决定理论就被认为是“大错特错”了。无疑,对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缺乏认识是导致这种愚蠢结果的主要原因。

在弗里德曼给出的经济学实证主义的范式里,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以及由这些假设建立起来的均衡条件本身还不是解释性的理论。比如说,根据静态的最大化的均衡理论(“微观经济学”中提供的),我们说只有在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企业的状况才最好,但这其实仅仅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对企业选择行为的解释。而要将这个关于“效率”的静态的、规范的均衡理论转变成解释性理论,我们需要从这个“价值论”中发展出可反驳和可检验的命题来。这个工作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比较静态学”。这个“比较静态学”使经济学变成了实证的科学,或者说经济学成了经验科学。当我们说经验科学的时候,其含义包含两个基本的性质,第一,经济学的理论是有可反驳的命题构成的,第二,它的这些命题是可以用事实来验证的。

在解释人的行为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把那些不可观测到的变量处理为假设条件或者常量,而将可观察到的变量作为约束变量或者解释性变量。这样一来,就可以简单地将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定义为“寻求基于可观察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引起人类行为变化的可辩驳的解释”。这是今天Silberberg 和Suen在他们的教科书《经济学的结构》中给出的定义,这个定义几乎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分类区分了开来。

不用说,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实证方法论的创造性认识与波普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观点“不谋而合”,只是,对经济学来说,是统计学而不是实验成了实证科学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我认为,弗里德曼这一思想对经济学范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之有可能在之后的50年处于相对比较安全的时期。所以今天走进任何一个西方的大学的经济系去看看它们的课程表,相当一部分课程是关于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这说明,经济学的范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分析的技术,在纯粹的意义上,我们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学专有的问题。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政党和政府,可以分析很多社会复杂的现象,可以设计机制。过去的30年,经济学事实上已经和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合作。合作的结果带来了经济学的繁荣。在金融、在法律、在政治和文化、宗教上都会看到经济学的身影。这得益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革命。

我的结论是,当经济学变成经验科学的时候,观察经验就变成研究的重要内容,经验上有没有观察到重要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学的创新以及未来的发展道路。过去50年来,经济学家还没有遇到过重大的和颠覆性的经济现象。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归纳的10个所谓程式化的事实概括了过去的经济现象的基本规律。但这并不说明现在和未来就没有发现重大经济现象的机会。今天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是否是重大的经济现象呢?我上个月在耶鲁经济增长中心与它的主任见面。我问他,如果明年在上海开一个国际会议,什么是最重要的主题。他说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制度与文化、历史和政治相联系,在过去不曾为经济学家的研究所重视,而今天经济学家们却特别对制度有兴趣。制度对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什么影响制度的变化?经济发展与制度到底谁是原因谁是结果?研究这些问题的一个帮助是寻找那些所谓的自然实验,包括南北朝问题,中国和台湾问题。这些都有发现的机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关于制度的话题可能变成当今主流经济学讨论的最重要的内容。

弗里德曼的太太说,做经济学有三个条件,一个条件是有智慧,第二个条件是有理性,第三个条件需要情感,我不怀疑我们的智慧,其次不怀疑我们的理性,第三个问题是情感。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冷血动物吗?这里有争论。我说,这要看他们的研究是否关注了我们社会的重要问题?这是可以检验的命题。我的答案是,不说别的,今天就看看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经济学者写的论文就会明白,这些论文的大部分的确涉及到了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我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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