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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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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记述(19)光荣革命(1):国企改革的序幕  

2008-08-23 13:0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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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记述(19)

光荣革命(1):国企改革的序幕

 张军

 

从本次开始,我将记述改革或改造国有企业那曲折和精彩的历程。这个曾经一再作为中国经济改革重中之重问题的国有企业的改革,30年来终于走完了复杂和耗时的脱胎换骨的道路。在今天,除了150多家所谓“中央企业”那显赫的规模、地位和在国际上倍受关注的投资行为之外,上百万家的地方国有企业早已在国企改革的“光荣革命”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回眸30年来的历程,国有企业的改造可谓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而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个庞大的工程如何开始、如何实施以及如何收场的。在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有企业的改革集中了比任何其它改革都多得多的经济学家的智慧,但它无疑也比其它改革更消耗、更具争议性、甚至更危险。今天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这样的改革,也难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评价它。什么是它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败的标准?这些问题今天我们仍然不容易回答。但有一点也许是肯定的,30年之后,这场企业改革终于卸下了背在政府肩膀上的沉重的负担,而接起它们的是整个社会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这无疑就是一场“光荣革命”。

让我们寻找这场光荣革命被唤起的线索吧。在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之后,国有企业正处于人心涣散,管理混乱的局面。据章迪诚提供的资料,尽管1978年国家基本建设有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且拨款较上年增加了40%,但全国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秩序去依旧不正常。其中,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中的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国营工业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低三分之一;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4.3%,亏损额达37.5亿元。

面对这种形势,刚刚摆脱“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的中央政府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1978年7月至9月间,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实现专业化、发展合同制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让企业根据所需,主动地履行经济核算,增收减支。这个讲话代表的显然是一个压抑了许久的思想。它开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先声,使得“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历史起点。于是,在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6家地方性国营工业企业获得实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这六家试点企业分别是: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宁江机械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和南充钢厂。试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在年终完成计划指标之外,一是允许企业提留少量利润,二是给职工发放少量奖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一改革的分量实在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无疑是一次破冰之旅。

四川企业试点的成功为政府开启全局国有企业改革的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总结了四川省国有企业改革试点的经验,并将其上升到政策层面,指出应该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领导地下放原先过于集中的权力,赋予地方和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强调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结合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充分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在之后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先念又作了《关于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讲话,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八字方针,其中“调整”是重中之重。

如何调整?调整什么?从什么地方突破?为了调动国有企业的积极性,也为了保障政府的财政收入,调整和改变国有企业的财务约束首先被提了出来并纳入了改革的议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全部由国家拨付,企业不可能在意使用资金的成本。因此,在1979年8月28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及《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试行将基建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贷款业务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理。这一尝试拉开了国有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的序幕,也成为后来著名的“拨改贷”改革的最初实验。经过6年的局部实验,一个被称为“拨改贷”的改革举措终得推出了。根据这个改革,自1985年2月1日起,包括国有企业的新增流动资金、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在内的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了银行的贷款。

为什么首先要进行改变国有企业融资制度的改革?这完全可能是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窘境逼出来的。在1978年到1985年间,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成效,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储蓄之间的分配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家控制的财源相对于民间在不断下降,已无力支撑亏损的国有企业对资金的持续需求。1978年的时候,居民储蓄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这个占比已经上升到了86%。

以最初确定的改革目标来评价,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和融资制度的改革实验无疑是成功的。它使国有企业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企业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很大的调动,企业也开始在边际上关注市场需求的变化,盈利状况也有了显著改善。但是,改革者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改革导致了一个事先没有充分想清楚的问题,那就是国有企业变得越来越追求投资的扩张。我清楚地记得,对这个问题的经典描述和分析很快在几年以后被介绍到中国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中找到。根据科尔内的分析,国有企业出现投资扩张的冲动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它们面临的财务约束依旧是“软的”。在当时,也许我们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在理论上想明白,为什么 “拨改贷”了之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还硬不起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是由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流行的产权经济学的文献给出的。

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和融资制度的改革很快显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冲突问题。国有企业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不断扩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额,并把大量的盈利转化成了工资奖金的分配。这一时期,不仅国家的财政开始出现了赤字,而且工资收入的增长很快推动了社会零售物价的上涨,使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首次面临了通货膨胀的威胁,这个由于国有企业工资收入超常增长引发通货膨胀的现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随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它成了一个与国有企业不得不联系起来的特定的宏观现象。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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