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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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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2009-12-16 09:17: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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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一位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

 

张军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268页,定价39元)

 

 

后记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所经历的变化包含了太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胜枚举,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总觉得,三十年间,经济学家在这个经济变革过程中的感受和经历应该是非常不同的。与其他社会科学家不同,经济学家这个队伍三十年来不停地从事研究、写作、报告,坚持不断地呼吁、讨论、批评和上书。他们自己内部意见分歧、分裂、争论和相互指责。这些事件和情节只有身在这个队伍里才能观察和体会到。而我的观察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进入大学之时,而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参与改革过程的最精彩纷呈的岁月。我的记忆难以抹去。

 

从2006年我就开始思考和酝酿着动手写一本记述这三十年间精彩故事、且又可以轻松阅读的书。目的是想回忆起我曾经记得的那些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人物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事件讲成故事,而对故事的叙述选择以我的眼光为角度,它多半来自我个人的记忆,虽然也在必要的时候我必须去查证一些事例和文献。

 

可是,什么时候写?写什么?如何写法?这些问题我总是不断地去想。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我还在想着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动笔。对书的模样我做过很多种幻想。2007年年初的一天,我在书店忽然见到一本刚刚出版的记录量子力学发展史的翻译读物,叫《量子史话》。我自大学时代就喜爱阅读物理学史,可是这本黑色封面的书却还吸引了我。我买了这本书,在阅读中我看到了它的记述格式与写作风格。它以事件的发生过程为主线,把重要的物理学家放到当时的事件里,同时又不放过对这些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的简化阅读。这样的写法似乎正是我喜欢和希望尝试的。写出经济学家三十年来的精彩和个性,我似乎有了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这样的主题,为什么我不可以尝试新的写法呢?不用说,即使是科普作品和科普作家也有各自的风格和个性,写出来的作品也有视角和写法上的不同。我自己总是倾向于把这本书写得轻松些,有个人的品味和嗜好在里面,有丰富的研究文献做支撑,也最好能写到自己的相关研究。

 

对于我,完成这个作品其实并不难,因为我从读大学开始就坚持每天在观察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热衷于阅读各类文献,跟踪经济学家的研究,关心经济学家内部的争论,比较早地就参与到经济学的各种会议讨论中。我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的研究已很多年。写出过不少的研究论文,研究兴趣也颇为广泛。但除此之外,我还非常高度关注着中国经济本身和其他经济学家研究工作。因为这个原因,即使我自己并没有像在京的一些经济学家那样亲身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制定过程,但仍自认为是一个认真的观察者。我自己不写日记,但从10多年前开始我就记录着自己的学术流水账,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与中国经济和经济学家有关的事件与研究活动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算是另一种参与和体验过程。这个习惯让我对我经历的、看到的和参与的事情存流着良好的记忆。当我动手写作这样的故事时,我头脑中的素材显得不怎么凌乱,很容易梳理起来。

 

于是,我就决定尝试用我自己在过去20多年里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叙述语言写出这本中国经济改革的书。既然是以我自己的眼光和记忆来写经济改革,那么我就不需要追求对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全面记述,也无需追求逻辑完美和具有权威性。实际上,因为是我自己的记忆和叙述,我当然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中也站在我的个人角度来看问题,很多改革中的事情长期以来都有争议,没有最权威的解释和说法。即使是事件的当事人和内部人,今天也只能是依赖自己的记忆回忆出来。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形成的。因而读者也不必在我的这本书中寻找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的正确答案。我看到的事、经历的过程,特别是我阅读到的经济学论文、经济学家讨论的文献,甚至我个人对一些当事人的印象,都在这本书里记述了。没有记述的事情并不等于不重要,而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写出我经历的、阅读的和观察到的更多的改革片段。

 

的确,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就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我想我还有很多可以记述的东西,但我还是经过筛选,并且部分地反映了我的偏好,我先选择了这6个论题。与很多经济学家一样,我缺少的依旧是写作的时间。你有很好的想法与构思,但就是没有时间写出来。在时间上,你需要化整为零,这是很痛苦的事情。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本书的写作过程,前后拖延了将近两年。在这两年里,由于教学、科研、行政、会议、演讲和出差的繁忙,我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没有可能坚持去写这本书,这也是为什么完成这本书会这么耗时的原因。

 

我最终动笔记述改革是从我2007年5月到加拿大女王大学做研究工作的时候开始的。在加拿大的三个月时间里,除了我写我的研究论文之外,的确有比较充沛的时间来整理和记述改革的故事。于是,我先后写出了“莫干山上论战价格改革”、“巴山轮会议”以及“分权与增长”三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片段。它们算是一个开头,也是一个模板。

 

回上海后,我开始以这三个片段为基础改编出后来在《经济观察报》上以“改革记述: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为题的系列文章,连载了将近一年半时间。我决定这么做的动机当然是给自己一个约束,知道我必须坚持写下去。而在写作“分权与增长”的过程中,我还根据收集的文献资料改编出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我2007年年底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的那篇“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

 

从加拿大回国前,我去美国波士顿见了我的合作者谢千里(Gary Jefferson)教授。我向他提及我所写的这些东西。他很感兴趣。他应一学术刊物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的邀请正在撰写论文,总结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对经济学可能的贡献。在谢千里教授的家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都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经验首先是验证了很多经济学的成熟的理论,也向很多被接受的理论提出了疑问,但更多的是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可以为经济学做出贡献的机会。

 

我在加拿大写完的内容是以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为中心展开记述的。前一个会议上,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新生代经济学人,为价格改革这个神经般的问题寻找可行的方式,设计方案;而在后一个国际会议上,如何理解和处理转型初期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与通货膨胀,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向国外经济学家当面求教的大题目。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谢千里教授之后,他的直接反映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就像一个活生生的经济学课堂。

 

的确,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包括我们的政府官员在内大家都在学习现代经济和经济学的过程。这个改革过程里面当然会有来自经济学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无论是老一代还是青年一代)从传统的书斋和经典作家的全集中走了出来,开始直面了真实的中国经济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去争论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有多大,就变成无谓的,而且已经没有了价值和意义。

 

回想起来,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头几年,特别1982-1987年这段时间,思想和学术领域的确异常活跃,不仅老年和中青年学者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而且他们与政府保持了相当紧密的关系并得到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支持,形成双方互动的最难忘的一段时间。

 

所以,在我的这个改革记述的书中,开篇就从1984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简称“莫干山会议”)写起。回想起来,这是我印象深刻和记忆比较周全的一年。这一年我念大三。我知道这个时期的前后,我所在的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活跃着一批在当时掷地有声的年轻的经济学者。在当时与他们的接触中我知道了很多发生在那个时候的重要事件。他们大部分都参与了其中。今天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都已不再活跃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有些在美国,有些在政府,有些成了相当有成就的投资家。

 

我选择从“莫干山会议”这里开始这个系列的记述,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我要在记述改革的历程中讲述的更多的是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从经济学家以一个集体的形象走上历史舞台的重要事件开始当然是最恰当的。在“莫干山会议”上,上百位“中青年经济理论学者”作为整体开始形成,走上了摆脱经典注释性的经济研究的轨道,成为活跃在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领域的重要力量。我在记述这个会议的章节里是这样写的:“往事回头,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术性的经济讨论会,会像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那样,让经济学界那么记忆深刻,让与会者至今那么津津乐道。而且我认为,如果说“莫干山会议”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巴山轮会议”则启蒙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当然,两个会议都无一例外地改变了一群年轻人的命运。”

 

我2007年8月从加拿大回国之后,因为事务繁忙,对本书的写作基本就停了下来。一直到2008年春节之后我才开始新的一章的写作。这个时候我去了耶鲁大学,在那住了将近3个月。与在加拿大不一样,我在耶鲁有公务,要经常出差,所以时间上并不保障。实际上,在耶鲁我只完成了“特区试验场”一章就会到了上海。

 

从耶鲁大学回到上海之后的10个月时间里,除了繁忙的教学和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我应邀参与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策划的“中国经济改革30年研究丛书”并承担了写作《中国企业的转型道路》一书的工作。在出版时间的硬约束下,我与我的几位学生共同努力,几乎每周讨论素材、文献和方法,不仅按时完成了书稿,而且我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构思了“一场错了再试的革命”以及“重建金融”这两章的记述内容。

 

2008年是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很多地方都在安排纪念活动。在国外,芝加哥大学7月中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国际会议,纪念中国改革30年。我和谢千里教授提交了我们的合作论文并在会议上发表。后来我被邀请分别在大阪孔子学院、斯德哥尔摩大学、北京大学、诺丁汉大学出席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会议并发表演讲。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5月就专门推出了大型公开周年纪念讲座。我在这个讲座上讲述了中国价格改革的演变。2008年11月1日和2日上午,我还应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南方都市报》的邀请分别来到广州和深圳,为参加“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市民讲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的诸多不为公众所知的故事。两周后,我的演讲在《南方都市报》上以两版的篇幅发表了出来。

 

2008年的8月底,北京天则研究所在北京郊外也举行了“市场化30年”的学术研讨会。为了这个会,我准备了一个演讲稿“发展与转型:中国的经验贡献了什么?”。后来不久,这个演讲稿的全文在《21世纪经济报道》分两次连续发表。现在我把这个演讲稿经过个别文字的修改作为附录也收入在本书中。

 

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与我每两周有一次“工作坊”,我们一起讲解论文并讨论学术问题,他们的投入与参与也给了我学术的热情。我在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年轻同事们,给了我愉快工作的环境。而且因为他们,每周一次的“现代经济学讲座”始终能进行下去。我喜欢这样的讨论氛围。

 

也感谢《经济观察报》的殷练、《上海证券报》的沈飞昊、《东方早报》的张明扬和《南方都市报》的周筱贀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和与我的愉快合作。

 

还要感谢吴晓波先生对我的这个改革记述的关注。他自从在《经济观察报》上看到我的开篇,就表示愿意出版本书。他的蓝狮子策划中心给予了我足够的耐心,等待着本书缓慢地完成。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岳父母以及兄弟姊妹,他们没有占去我太多的时间。我总是说,我的太太和儿子给了我生活和研究的激情。太太在生活上是我的依靠。儿子现在也在学习经济学,甚至考试前要打越洋电话来请教我问题。在我们的家里,我们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希望今后我和儿子之间能有合作论文的机会。

 

2009年4月20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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