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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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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缺乏创新并不是“迷”  

2011-02-22 13:22: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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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缺乏创新并不是“迷”

 

张军

 

 

   多少年来,我看到关于缺乏(自主)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的检讨,总是觉得有些困惑。尽管“为什么我们自己缺乏创新?“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我们没有摘取诺贝尔奖?”这样的问题引发全社会的思考,但讨论却也总是“无功而返”。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问题还常常被冠之以“???之谜”被加以公开讨论。仔细想想,这些怎能算得上是迷呢?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清二楚:之所以可以问出这么多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advanced countries)!答案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之所以把诺贝尔奖看得那么重要,之所以责怪我们自己缺乏创新,说白了,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习惯于拿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做对照了。

   看起来所有的答案几乎都在“你还不是发达国家”这个命题里面了。在我看来,问为什么我们缺乏创新与问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低十倍以上没有什么两样。对于后者,我相信,很多人会脱口而出说,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不够发达。是的,经济的发展水平可以解释中美之间在人均GDP、劳动生产率水平、政府开支的规模或者有没有波音飞机等上面的巨大差异。

   可是,人们往往懒于观察的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还体现在更多的方面。实际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发达的经济与落后的或者欠发达的经济之间的差别是可以体现在几乎任何一个方面的。不仅仅是人均GDP,人均资本、劳动生产率或者政府开支,人才、人力资本的存量和科技水平(包括科技创新活动)的差别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除了文学艺术之外,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等领域,发达国家总是领先于欠发达的国家。既然我们还不是发达国家,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很多很多方面必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形成巨大的反差。

   至少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重大的科技创新活动多发生在经济上处于领先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战后的这六十年,情况依然如此。我们发现,科技领域的领先者大都是经济发达国家。无论是科技创新、金融创新,还是那些新型企业的创生,几乎都集中在少数发达经济里。这并不是偶然的经验现象。虽然这些不断的创新有助于维持和提升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国际竞争力,但这些创新活动很少发生在在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里。

   要解释为什么科技创新活动很少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并不难。简单而言,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在科技上投入必然较少,也缺乏能力吸引和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没有经济实力,鼓励和激励科技创新的制度的设计再好,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所以,对于落后的和欠发达的经济体而言,头等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起飞和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制定和实施科技追赶与鼓励科技研发的战略,才可能不断缩小与发达经济之间的科技差距。不过,在科技追赶的战略下,创新活动不可能成为主流。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和东亚少数几个经济体(特别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成功地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经济体也开始制定和实施科技起飞与追赶的战略。不仅不断提高科技领域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制定大规模培养和吸引海内外人才的战略,提高科技人才的待遇,而且还大力引进FDI并通过FDI并鼓励国外先进技术的转移和对转移技术的消化。在科研领域,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制度和评价体系,SCI和SSCI被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成为研究者的标杆。尽管我们可以指出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尽管我们可以批评西方现行的审稿制度、SCI和SSCI评价体系的负面影响,但这些制度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后发国家提升科学研究和技术的整体水平与平均“生产率“,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却可能是行之有效之举。虽然创新不是主流,但追赶战略的实施却大大缩小了他们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

   事实上,与东亚的经验类似,在过去30年里,中国在科技领域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并不慢。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在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科研力量、人才队伍、R&D的投入以及人均研究论文和专利申请的数量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快速缩小。在这个追赶阶段上,缺乏更多的创新活动并不奇怪,本来如此。

   在“创新的障碍在哪里“的讨论中,我们不应该仅把对创新的渴望只瞄准在极少数的天才达人身上,不然将使关于创新的讨论失去真正的价值。天才是极少数的,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可以与流行的科研制度和评价体系无关,可以不受科技创新战略的影响。但是,在追赶阶段,科技创新战略、投入、人才工程和通行的研究评价体系却有助于一国科技整体实力和科研的平均水平的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只有科技的平均水平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了,科技追赶的迫切性降低了,创新活动才会更频繁地发生。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明白。发达国家之所以有更多的创新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已站在 “前沿面”,所以他们不需要再有“对照组“,不需要再追赶别人,不需要再有战略。他们有的是足够的投入和足够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才身上不再背负历史使命和责任,其思想和研究活动不再被鼓励和激励,不再受实施追赶战略的干扰。在这样的超越追赶阶段的前提下,他们大多数人的研究和开发活动才真正出自兴趣、好奇心和自娱自乐的心态。而这正是创造性活动的本性。

 

(发表于《文汇报》2011年2月22日头版,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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