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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的博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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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逢蛇之年:张军谈1929:危机经济学的诞生  

2013-04-15 12:48: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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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逢蛇之年:张军谈1929:危机经济学的诞生

 

  

我们也要清醒一点,那就是,政府也会打个盹,政策的疏忽和犯错误是常有的事,搞不好也会毁掉经济,就像日本和南欧一样。

 

  1929年10月24日,华尔街遭遇“黑色星期四”,自此美国进入了“大萧条”时代,而后迅速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1929年第一次让人类看到了经济危机的可怕,如此大规模的危机没有重演,“并不是说危机本身改变了,只是我们有了更好的应对危机的制度”。

 

按照传统的说法,1929年经济危机宣告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时代的结束。

  张军:我们习惯于把1929年之前的经济学叫做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之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确不太谈政府如何去管理经济的问题,最著名的当然是1776年《国富论》中提到的“看不见的手”。但是,我并不认为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层面上,政府对经济就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自由放任”了。也就是说,自由放任其实是个神话,我们这样形容1929年之前的经济学,更多是为了突出凯恩斯的贡献。

  不过,1929年前经济学确实很少谈就业,古典经济学重点是讨论货币,一直在研究货币、研究价格,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眼中,就没有非自愿失业这个概念。可在大萧条中,无数人因失业流落街头,这大大警醒了那一代经济学家。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前,就曾指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在讨论货币和价格的时候,没有探讨与就业的关系。所以他在《通论》中,结合了在经济危机中的很多思考,第一次提出,就业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通论》的书名可以看出,他是把就业放在第一位的。

 

作为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1929年这次怎么就具有那么大的破坏力?

  张军:我觉得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是个悬案,很多经济学家,仍然在试图找出这个原因,比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年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这个。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那本著名的《美国货币史》,其实就是为了解释1929年的危机。书中得出了一个答案,货币政策搞错了,归结于政府的失误。简单来说,就是美国政府那个时候应该选择方案A,最后却选择了方案B,结果就是火上浇油了。这就像日本在1990年前后,泡沫已很严重时,反而采取了错上加错的政策。这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危机发生时,那么多顶级经济学家围绕在政府周围,却往往达不成共识,最后往往还采取了相反的错误政策。

  虽然弗里德曼凭借《美国货币史》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也并不认为他对大萧条的看法就是正确的。事实上,这远没有盖棺定论。最重要的是,正因为1929年危机,这么多代的经济学家产生了那么多对经济危机这个现象的研究,研究比危机本身还重要,把危机变成了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topic,写进了教科书,在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讨论中,危机都成了一个关键词。

 

在西方哀鸿遍野的时候,1929年的苏联经济似乎是“风景这边独好”。这一反差对于当时西方经济界的“理论自信”应该造成很大的“刺激”吧。

  张军:在那个年代,苏联崛起了,工业化速度非常快,一下子在整个西方思想界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动。当时还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的科斯,就特别欣赏“苏联模式”,甚至一度要“投诚”到那个队伍中。熊彼特也是如此,苏联当时就是非常令人向往的另一个世界。在1930到1940年代,很多西方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苏联,苏联经济学家也非常自信,就计划的优越性做了很多的宣讲。欧洲特别是英国,包括罗斯福新政,我相信思想界、学术界动摇的人应该是很多的,对于苏联模式的推崇可能是“主流”。

  当时年轻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也在那边讲学鼓吹苏联,张培刚先生当时也在那边读书。张先生曾对我讲,兰格讲苏联模式为什么能够成功,如何能避免市场带来的问题,包括波动,因为大危机已证明市场是有问题的,苏联的经济体制可能会取代市场而做得更好。张先生后来也反思过,兰格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所谓的官僚主义,庞大的国家机器如何克服官僚主义;第二个是激励,那么庞大的系统,激励机制在什么地方,每个人干事情的动力就在什么地方。一开始可能由于热情,可是时间久了就出问题了。兰格讲的那个东西很完美,但是这两个问题在那个体制是没办法解决的。事实证明,苏联模式在1960年代以后就慢慢不行了,和这两点是有关系的。其实中国经济在1950年代中前期也不错啊,但是搞了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后,再来了个“大跃进”,生产力就根本不增长了,甚至负增长,养不活自己了,因为农民就懒散了,就没有动力了,所以那几年饿死了那么多人。

  但无论如何,因为大萧条,苏联的表现让很多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1930年代在英国学术界,有所谓米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者的大论战——社会主义体制有没有可能取代市场。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如果一个经济没有计算,没有价格,是没有办法运行下去的。市场是一个很好的计算机,它每时每刻都在计算,但计划经济,哪怕像苏联动用科学家来编制程序,搞大型的计算机模拟市场,都不行,因为市场变化太快了。哈耶克也跟凯恩斯进行论战,甚至在《通论》发表后于瑞士成立了那个著名的“朝圣山学社”,来维护自由市场主义。

  这场争论在经济学界留下一个重要的遗产,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后一直讨论的东西。这场大争论,虽然我们很难讲已见了分晓,但从对以后的影响来看,我认为这是思想史上非常大的一个交锋,它让人们看到了计划经济非效率的根源。哈耶克把这个叫做“通往奴役之路”,不符合人性,所以是没办法运行下去的。但苏联模式的巨大成功却让很多人看到了政府的作用和力量,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凯恩斯《通论》的产生,也就诞生了宏观经济学。

 

对“力挽狂澜”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年批评也颇多,认为新政开了一个国家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恶例”。

  张军:罗斯福新政也是个历史的悬案。批评的人现在越来越多,甚至认为美国走出大萧条和新政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大。我想学术界出现这种翻案的事情很正常,很多历史上的定论会被翻案,这是学术界的一个规律。这并不是说罗斯福新政就没有什么作用,在那个萧条的年代,新政通过动用政府的开支,建设公共基础设施,我相信在当时一定是起作用的。不光罗斯福新政,在英国,财政部长乔治建议用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这其实对凯恩斯写《通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通论》在政策层面上,支持了乔治在当时的建议。事实上,整个《通论》就是围绕如何在短期内刺激总需求来拯救经济危机、严重的失业的。所以罗斯福新政应该是有其功劳,但是它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可能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会更多地看到它的过,忘记它的功。新政和凯恩斯的《通论》之间,到底是谁影响了谁,现在也没有说清楚。有人认为,罗斯福受凯恩斯的影响,罗斯福甚至和凯恩斯讨论过;也有人认为凯恩斯是受新政的影响,因为新政在先,《通论》在后。凯恩斯的思想受到英国财长乔治建议的影响,我想这个建议应该和新政之间是有瓜葛的。事实上凯恩斯和罗斯福的通信中也有很多线索,现在没有一个定论,到底谁影响谁。我想这其中应该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单项的因果关系可能不完全成立。

 

即使到了当下,每次萧条来了,凯恩斯主义就应时而起,一度还成为西方世界的主要经济思潮。

  张军:1929年危机之后,政府的大财政都变成常态了。在这之前根本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没有大财政大政府的概念。凯恩斯主义现在比较流行,已摧毁了很多国家潜在增长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这可能是个不幸的事情。从过去五十年来看,历次的危机,无论是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家都自然想到应让政府来拯救危机,而且都是简单地用政府扩大开支的办法刺激总需求。好像是有一定效果,实际它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这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后遗症。因为你过度开支,产生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欧洲很多国家的债务实际是永远无法还清的,以至于经济潜力完全被透支了。旧债要靠发新债还,但你现在债务这么大,新债评级自然就比较低,发债成本就高,换句话说,你为偿还旧债要欠上更沉重的新债负担,还债基本上没有希望了,这就是凯恩斯主义一个没办法解决的死结。

  2008年经济危机后,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都在反思,我们到底进步了没有,我们是进步还是退步了,为什么我们还在用凯恩斯主义,为什么凯恩斯的影响会这么大。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已经上升到哲学层面了。凯恩斯主义已成了国家意识形态了,写进了教科书,一代代的人受此影响,大家觉得就需要这样的国家,我们需要在危机时由国家来出手。

 

对凯恩斯主义的反思不是没有,像八十年代后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当道。但2008年之后又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经济思潮的轮回么?

  张军:也许可以这样看问题。的确,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推翻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模式,发现用凯恩斯主义效果只是一时的,后面慢慢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政府开支大了以后,整个经济的效率下来了,创造就业的能力也跟着下来了。本来凯恩斯的处方是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创造就业,最后反而导致创造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由于过度地用赤字财政,通胀就越来越严重。欧美主要国家在二战后,都经历了“滞涨”,最后只能采取休克疗法,就是采取自由化的办法来解决。后面思潮的转型,并不完全是因为英美的自由化的政策。从1920到1930年代的争论中,凯恩斯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巨大风险就被充分认识到了,只是在当时的思潮中不占主流。等到英美后来出现严重滞涨,它们就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搞自由化。于是,思潮回流就不可避免。

  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把它推到极端。因为2008年的危机,反映的是在金融领域里过度自由化所带来的问题。金融的问题,相对于其他领域,可能更特殊。在其他领域,私有化、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金融,大家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特殊性。特别是像华尔街的自由化,已快到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的程度。金融不再匹配经济,远远跑在前面,以至于缰绳就断掉了。根本监管不到的,没有人能够看到整个金融系统是什么,人们只看到它所做的这一部分。这就是金融过度自由化,衍生工具过度发达以后,我们自己已找不到自己了。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监管者知道怎么能够监管得滴水不漏。

  其实,1929年危机也暴露出金融监管缺失的后果。因为,华尔街的危机能够迅速波及整个西方世界,是金融的问题。所以,在危机之后,美国和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才开始建立对金融的监管制度,包括起草证券法等。这实际给我们一个反思,金融要与其他部门有一个相互匹配的机制,金融是为经济服务的,但金融总是跑得太快,如果没有监管,肯定是会给经济带来灾难的。本来金融的功能是要分摊系统的风险,如果我为了分摊风险而创造金融工具,反而带来了更严重的系统风险,甚至超出了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那就是一场灾难。

 

当下的市场经济和1929年是两回事了吧?这个时代还可能重演当年的大萧条么?

  张军:我觉得重蹈1929年危机的可能性是没有了。1929年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危机的可怕,我们永远记住了它。而且1929年以前,我们对公司、银行都没有监管,都没有保险,所以那个风险是巨大的,好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所以可能随便刮一个大点的飓风损失就很大,今天我们则有了应对的工具。并不是说危机本身改变了,危机的能量减小了,只是我们有了更好的应对危机的制度。每次危机以后,就会有制度的改进,会知道在危机后修补哪些东西。制度在不断地进步,不断在对冲危机的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危机也能带来正能量。

  1929年以来,经济危机其实从未间断过,当然还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危机,如果大危机、小危机放在一起,每年的危机比地震的次数要多得多。全球经济系统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市场不是完美的,在调解供求上面,有时候也会出现失灵,因为信息在买卖双方的分布总是不对称的。由于金融系统的传导,哪怕出现局部的失误,也会放大为整个系统的风险。但这些危机对我们的伤害却没办法和1929年相比,原因是我们的制度改进了,我们对危机的预测、防范能力提高了。

 

但好像有不少人怀念1929年前那种“纯粹”的资本主义。

  张军:这可能是一种眷恋和怀旧的情怀而已,我们希望更简单的生活,希望回到过去那种更简单纯粹的经济模式,只有集市贸易,没有政府。现实是,今天的经济复杂程度比1929年要高出几十万倍,回不去了。今天的经济系统,特别在金融领域,已经复杂到我们自己都会迷失的程度,没有人能看到全局。这种情况下,没有政府能行吗?不能没有监管,我们今天甚至连食品和空气都需要严格的监管。但我们也要清醒一点,那就是,政府也会打个盹,政策的疏忽和犯错误是常有的事,搞不好也会毁掉经济,就像日本和南欧一样。 ■

  

             报纸仿真版见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4/14/node_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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