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记述13：

中国的分权给经济学贡献了什么？

张军

上一篇文章我谈到，作为一个大国，分权在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不容易怀疑的。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中国甚至算得上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例如，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省（州）级政府财政支出占各级政府支出总额的平均比重只有30%左右，最分权的加拿大和日本也只有60%。在19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重是14%，转型经济是26%，美国也不到50%。而中国的省级财政支出十几年来一直维持了占全国财政支出的将近70%。因此，在中国这个经济体制里面，分权的结构很自然就会被中国的经济学家捕捉到，成为观察改革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经验现象，而且可能对经济学文献会有一个潜在的贡献。

十多年过去了。最近我终于与北京大学的周黎安教授联袂编辑了一部文集，并取了《为增长而竞争：中国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这样的书名。我们编辑这个文集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总结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对基于中国经验而完成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这是对转型经济学文献的重要贡献。

在经济学文献里，Charles Tiebout 1956年的经典理论以及Wallace Oates 1972年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提出的分权有利于增长的理论总是会受到挑战。那是因为在Tiebout的理论里，要素（尤其是居民/选民）的完全自由流动和政府对选民负责是两个最重要的假设。而这两个假设对不发达的经济显得过于苛刻了，不太容易得到满足。不仅如此，增长与分权之间必然相互影响。在技术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复杂难辨，而准确衡量分权程度的方法并不容易获得，也常常不可靠。Wallace Oates在1993年的论文“财政分权与经济发展”中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讨论和说明。所以，要弄清楚中国的财政分权是否能正面影响了经济增长，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998年张涛和邹恒甫在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公共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财政分权、公共开支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文章，这几乎是英文世界里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用中国数据系统检验财政分权与增长关系的论文。他们使用1978-1992年的省级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没有得到中国经验的证实。而2000年，林毅夫和刘志强发表的论文“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却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善了经济效率，促进了经济增长。他们使用的是1970-1993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谁都知道，产生经验研究结论差异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数据来源、变量的度量方式和计量策略都是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两个早期的研究都没有涵盖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的经验数据。一直到了2006年，张晏和龚六堂发表“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文，改进了对分权的度量方法，也获得了更完整的数据（包括28个省市在1986-2002年的数据），重新对中国的财政分权和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他们使用的估计方法与以上研究并没有不同，但是他们在度量分权程度时考虑了转移支付和预算外资金，构造了四类分权的定义。他们的估计显示，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增长存在明显的跨时差异，在1994-2002年间显著为正，而1986-1993年则为负。因此，他们认为分税制改善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还发现，14个人均GDP高于6000元的发达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另外14个不发达地区而言，这一影响则不显著异于0。因此，在他们看来，财政分权对增长的影响同时也存在跨地区的效应。

    人们当然可以说，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工具变量（IV）解决内生性之前都有理由对这些研究结果谨慎对待。但无论如何，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影响是不能低估的。问题只是在于，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地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经济的增长。

要说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之后的财政激励是否得到加强并不难做得到。逻辑上说，如果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的支出越来越受制于地方的财政收入，那么，一般而言，地方政府就有更大的激励致力于地方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税基扩大。所以，一个简单的处理技巧是拿地方的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做回归，看看相关系数有多大。不少人使用这样的简单方法的确发现，分权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得到了改善，并且地方的财政激励促进了增长

但是，陈抗等人的论文则认为，1994年分税制使中央加强了预算内财政收入的集权，从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从“援助之手”回到了“攫取之手”。 他们的理论是，当中央集权之后，地方的最好策略是选择非预算收入来增加自己的利益。非预算收入的扩张代表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转变。他们的论文没有去证实分税制后预算外收入的增长是否促进了增长，但是他们相信这一转变会使腐败加剧、投资减少，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这个推理还有待更多经验的检验。但经验观察似乎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预算外收入的增加很可能更促使地方政府致力于了经济增长。比如说，1994年以来，地方基础设施的投资活动事实上反而加快了，投资环境更加显著地得到改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是在1994年之后加快了落户中国的步伐。那么，这些观察是否有助于论证分税制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的变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呢？答案似乎依然取决于地区的初试条件。

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傅勇在其博士论文中考察了分税制之后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他使用了1994-2004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如何受到分权和地方竞争影响的。他用人均省级财政支出占人均中央财政支出度量分权，用各地外商投企业的实际负担税率去除均值作为竞争程度的度量。在控制住其它因素之后，他发现，在1994-2004年，财政分权对东部和西部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对中部的影响不显著。而把数据推广到1986-2004年再做回归，发现在1994年分税制之前，财政分权对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而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

这个发现帮助说明，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更明显了，似乎诱导了增长导向的财政支出结构。另外，张晓波用1860个县的财政数据估计发现，县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生产性支出比重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33.04增加到了2000年的41.61，增加了26%。他还回归发现，农业比重大的地方，经济增长慢。这背后的逻辑可能是，一个地方如果工业基础薄弱，他们的财政税收就比较容易征收，地方政府就有财力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和推动经济增长，而一个农业比重大的地方，当地的企业必然承担更大的税负。这会恶化投资环境，不利于增长。地方的不平衡发展就会愈演愈烈。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已有的这些经验研究对扩展“财政联邦主义”的经济学文献是重要的一步。当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历史上长期以来的演变导致中国各地区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别惊人，很难把中国经济想象成一个单一的经济。所以，在经验研究上把地区分开的做法是更有意义的。对一地方进行案例的跟踪和实验研究会对于澄清一些复杂的经验现象有时候也非常有用。

一个很好的例子Eric Thun是对中国汽车产业崛起模式的研究。在财政分权和对外开放之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春的汽车产业的成长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式。作者发现，在体制上，上海模式的特征是集权的官僚系统加上等级制的企业之间，更像日本；而北京和广州的模式是分散的官僚加上市场化的企业关系；长春和武汉的模式则正好是分散的官僚系统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这些体制上的差别以及对汽车产业的成长与竞争力的影响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案例研究才能看得更清晰。Eric花了7年时间在这5个地方进行调查和追踪，写就了这本书，颇受好评。

另外，有些情况下，中国各地区的禀赋、社会、政策与体制条件的持久差异也为我们经济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的场地。比如，做教育回报、贫困、收入分配以及公共政策的评估等，这样的自然实验是不可所得的。于是，细心的观察常常带来格外的喜悦。

 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4月14日

这些天在美国的电视上频繁报道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受阻的新闻。今天又报道了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言论。奥运圣火传递引起全球反华势力的猖狂围攻。在圣火于旧金山传递当天，影星陈冲（Joan Chen）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抗议诋毁中国。她比较客观地阐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对中国奥运会的切身体会。文章说奥运是条友谊的桥梁，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竞技场，反对干涉奥运会，抗议诋毁中国。下面是文章的全文（中文版）：

让奥运继续

陈冲

华盛顿邮报， 2008年4月9日

    1961年我在上海出生，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在童年时代，我目睹了自家的流离失所。我的祖父曾经在英国学医，却被错判为反革命和外国间谍后而自杀身亡。那是一段最糟糕的时期。
　　但是，自从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变化，没有人能想象过会在仅仅一代人中就发生了。一个跟西方不相干的共产党政府，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并且期待着加入到国际社会中来。
　　中国的国营经济已经蜕变成市场经济，并且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对于三十年前，很清楚的事实是，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享受了更充分，更富足的生活。 尽管还有更多的要做，但是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和融入国际社会中已经大大进步许多。
　　就在上个月，我用了四个星期去了中国的上海，北京，香港和成都。对于北京奥运会，我所遇见的中国人都很自豪也很兴奋。他们相信奥运会是一个很绝好的机会来向世界展示一个现代中国。正如许多美国民众一样，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也为最近在西藏发生的事件而不安。但是，在观看了骚乱分子的焚烧和暴力行为之后，中国民众相信政府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那就是平息骚乱恢复社会秩序。
　　奥运火炬已经到了加州，今天还要在旧金山传递接力。在一项批评中国的议案中，旧金山市监察局的克里斯·戴里，声称对火炬接力的抗议会“为旧金山民众提供一个一生中难得的机会来帮助十三亿中国人获得自由和权利”。好在葛温?纽森市长并没有签署这项决议案。
　　这项决议案根本不顾现实情况。首先，中国民众是自豪的民众。他们想要自由和更多的权利，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必须从自己内部争取。他们知道没有人能平白赠与这些自由和权利。过去西方帝国主义和鸦片战争所遗留的阴影仍然还在，中国民众不需要自己的国内政策被外部政权干涉。他们也不希望美国抵制奥运会开幕式。一九八零年的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和一九八四年的苏联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根本没有用。美国对北京开幕式的抵制只能会对两国关系不利。
　　几十年来，反华人权组织在华盛顿花费上百万美金来诋毁中国。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游说只是为了赚取美国新闻媒体和美国政府的眼球。但是，时代不同了。我们需要开放思想并放长眼光。我们需要交更多的朋友而不是制造更多的敌人。还记得一个小小的乒乓球比赛为中美关系在七十年代做的贡献？让我们来庆贺奥运会作为一个运动会应该成为的----一条友谊的桥梁，而不是一个政治的竞技场

以下是英文原文

Let the Games Go on

By Joan Chen, The Washington Post, Wednesday, April 9, 2008; A19

I was born in Shanghai in 1961 and grew u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uring my childhood, I saw my family lose our house. My grandfather, who studied medicine in England,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he was wrongly accused of being a counterrevolutionary and a foreign spy. Those were the worst of times.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ended in the late 1970s, however, I have witnessed unimaginable progress in China. Changes that few ever thought possible have occurred in a single generation. A communist government that had no ties to the West has evolved into a more open government eager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 state-controlled economy has morphed into a market economy, greatly raising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It's clear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enjoy much fuller, more abundant lives today than 30 years ago. Though much remains to be don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rapid progress in opening up and trying to be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Last month I went to China and spent four weeks visiting Shanghai, Beijing, Hong Kong and Chengdu. The people I met and spoke with are proud and excited about the Beijing Games. They believe that the Olympics are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modern China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Like many Americans, most Chinese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recent events in Tibet. But after watching the scenes of violence and arson by the rioters, the Chinese believ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in cracking down to restore order.

The Olympic torch is in California and is to be carried through San Francisco today. In a resolution criticizing China, Chris Daly, a member of the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said that demonstrating against the torch relay would "provide the people of San Francisco with a lifetime opportunity to help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gain more freedom and rights." To his credit, Mayor Gavin Newsom did not sign Daly's resolution.

This statement could not be further from reality. For one thing, the Chinese are a proud people. They want freedom and greater rights, but they know they must fight for them from within. They know that no one can grant them freedom and rights from afar. The stigma of Western imperialism and the Opium Wars also remains a strong reminder of the past, and Chinese people do not want their domestic policies to be dictated by outside powers. They also do not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boycott the opening ceremonies of the Games. The U.S. boycott of the 1980 Games in Moscow and the Soviet boycott of the 1984 Olympics in Los Angeles accomplished nothing. A U.S. boycott of the opening ceremonies in Beijing w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for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or decades, anti-China human rights groups in Washington have spent millions of dollars denouncing China. To many Chinese, it seems that this lobby is the only voice that's acceptable or newsworthy in the U.S. media and to the U.S. government. But times are changing. We need to be open-minded and farsighted. We need to make more friends than enemies. Remember what a little ping-pong game did for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1970s? Let's celebrate the Olympics for what the Games are meant to be -- a bridge for friendship, not a playground for politics.

The writer is an actress and director. She became a U.S. citizen in 1989.


 

第38届瑞士圣加仑论坛

The 38th St. Gallen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Switzerland
15–17 May 2008

一年一度的具有“小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之称的“圣加仑国际经济管理研讨会”（ISC-Symposium），2008年5月15-17日将在瑞士圣加仑大学（University of St. Gallen）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政治家、学者和大学生上千人会参加研讨会。自1969年以来，每年5月都会在瑞士圣加仑大学举办论坛。在每年举行的圣加仑论坛活动中，政界、商界的精英和社会人士与来自世界各地思维活跃的优秀大学生进行踊跃地交流。ISC论坛是世界同类论坛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许多政界要人与企业领袖都应邀作为嘉宾出席，并且发表专题讲座与来自各国的参加者直接交流。我很荣幸被邀请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次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全球的资本主义-本土的价值”（Global Capitalism – Local Values）。我将在论坛上发表反思中国经济转型的演讲。

 

 

 

 

 

 

 

 

 

Global Capitalism – Local Values

The St. Gallen Symposium is the world’s leading platform for dialogue on key issues in management, the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rfaces between business,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Every year in May for over 35 years, it has brought together a global target group of entrepreneurs, top managers, politicians, academics, decision-makers from civil society and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Gallen in Switzerland, providing an inspirational setting for open,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s across boundaries of cultures and generations.

As an entrepreneurial initia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ommittee (ISC) St. Gallen, the aim of the St. Gallen Symposium is to stimulate thought and action for the sustained success of companies and societies in a globalised world.

 

去年4月在华盛顿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开会，遇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克斯教授。他过来发表了一个午餐演讲，讲了全球面临的环境的问题。前不久走进耶鲁大学的书店，看到了萨克斯刚出版的一本书，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共同的财富: 写给拥挤不堪的地球的经济学》，在这本书里他倡导经济学要改变范式才能解决我们今天世界上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人口、交通拥挤，大气污染，环境退化等。刚好在The Sunday Times 上，我读到Peter Griffiths 写的一篇书评,而且这可能是对萨克斯的论调（也是对发展与增长经济学）最不满的一个书评。我把这篇书评粘贴在这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睹为快。

Common Wealth: Economics for a Crowded Planet 

Jeffrey Sachs

 

From The Sunday Times, March 30, 2008

Reviewed by Peter Griffiths

Why should we believe Jeffrey Sachs has anything significant to say on how to save the world? His formidable publicity machine - which cites Al Gore as a supporter - gives several reasons. He is a well-known economist - but then he would be, with that publicity machine. He has advise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World Bank and many governments - but so have I, and so have hundreds of my colleagues. More impressive is the statement that he has actually done effective economics.

In 1985, when Sachs was a 30-year-old Harvard professor, he went to Bolivia, which had an inflation rate of 20,000%. The first evening he was there he wrote a “shock therapy” economic action plan that brought inflation under control. His detractors say that he destroyed the economy and killed a lot of people. Only the cocaine industry thrived.

He claims responsibility for designing the USSR's post-communist strategy to revitalise a stagnating economy. Within three years, his “shock therapy” had cut the economy to a third of its previous size and handed half what was left to the mafia. Life expectancy plummeted.

As an economist working in the Third World and Eastern Europe over 40 years, I have to pick up the pieces after people like Sachs, who start advising as they step off the plane. I have had to try to stop a famine in Sierra Leone, to stop firms and industries collapsing in Eastern Europe, and to get a food and agricultural sector back on track everywhere. Real economists find out how the economy, the markets and the industries work; they collect the facts and they apply hard economic analysis. Only then do they advise.

Sachs's book fits what development professionals expect from the latest development guru. It is very convincing about things we know little about, and has a sprinkling of ideas seductively close to ours, for example, on wiping out malaria. As it moves to countries we have worked in, industries we know and technologies we use, it is just wrong.

Sachs starts off convincingly enough. I am no scientist, but what he says about global warming and its effects, and the immense and increasing demand for fossil fuels, is close to what I read in the newspaper. However, when he, an economist,concludes that in spite of this evidence, the problem is not too bad and global warming can be controlled at a modest cost, I am not convinced.

Much of his book is about the need to tackle global poverty, and here I do have the experience to check. He says, for instanc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all 10 of the countries ranked as having the lowest human development are water-stressed countries with extensive dryland populations: Niger, Sierra Leone, Mali, Burkina Faso, Guinea-Bissau,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Chad, Ethiopia, Burundi and Mozambique.” This from a development guru, who is director of 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a former director of the UN Millennium Project.

One might have thought that someone in these organisations might be able to read a rainfall map. Or have visited Africa and walked through the thick bush of Mozambique, or have eaten bananas in damp Burundi (rainfall 60in), or endured the rainy season of Bissau (80in) or of Sierra Leone (300in). Or have noticed that Sierra Leone, now the poor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as once one of the richest in the British empire - with the same climate. Or have noticed that the USA has a vast dryland area. Or have thought that other factors, including a history of civil war, might have given a better explanation.

The analysis is what Sachs calls “the sc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what my African colleagues call “black man's economics”, a set of techniques that western economists would not dare use at home, but which they casually inflict on Africa.

This book uses the technique of plotting the growth rates of about 70 countries against possible causal factors: ranging from the average education attainment to fertility rate and social and racial cleavages. Since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ossible causal factors, the technique is poor economics. Its only advantage is that gurus can use it sitting in front of a computer in New York, and have their recommendations prepared before they board the plane, avoiding all the tiresome hassle of collecting facts and analysing them.

There are frequent inaccuracies, sometimes a whole argument, such as the one on the economics of railways, sometimes just the odd sentence or paragraph. And his presentation of statistics does not inspire confidence.

Sachs calls for vast funding for his solutions, which include a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 population control,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control of diseas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development villages. Yet all these ideas were implemented in colonial times, when the technology and money existed for them. They failed, and similar technically excellent projects have failed time and again over the past 60 years. Sachs has been told this, but fails to pass on the facts in his book. And he does not present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ir failure - which must be the key questions for development.

His description of what will happen if his good ideas are implemented is all based on “Let us assume...”. When this is combined with highly contentious and unjustified statements, it reads like a series of fairy tales. There is no excuse for suppressing key information, for getting one's facts wrong or for using bad economics. I suspect the average man on the average bus knows this: Sachs, to judge by the evidence of this book, does not.

Common Wealth: Economics for a Crowded Planet by Jeffrey Sachs
Allen Lane £22 pp386

 

教授都是五类人

2008-04-02 13:50:41

　　袁岳

　　我们有一些教授在场面上很热闹，比如北大的张维迎、清华的张卫平、复旦的张军、北京理工大学的杨东平、北京农业大学的陈章良等，这些热闹的教授为中国高校的教授群体缔造了新的社会形象，但是在热闹背后我们要知道教授群体其实并不都有他们风光。根据我与教授们打交道的经验，我把他们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群体：

　　一是有学问有热闹的，这些教授是所谓名教授，也是富教授，因为他们出场费高，社会知名度大，现在也为各种的社会机构与社交场所所看重，但是他们实际占到我看到的教授群体的总量1-2%%都不到。能把学问热闹很好平衡，还为社会认可，代表着学术界的不同寻常的水平与能力。热闹有的时候很重要，这无论对于个人创收与为学校筹资都非常重要。

　　二是有学问无热闹的教授，这些教授往往在某个领域多少有所造诣，在专业圈子有一定认同，也能拿得出很不错的科研成果，但社会知名度小，收入比较固定，而且往往中间不少人还不善言辞（在他们的训练里面沟通是最大的弱项或者从无训练），在现在学生普遍浮躁的心态之下，很多学生甚至因为他们讲课没有趣味而看不太起这些教授。在理工农医与语言历史这类学问领域还有不少这样的教授，占到我所知的教授群体的不超过30%%。

　　三是有热闹而无学问的教授，这些教授的口才不错，也比较大胆敢说，顶着大学教授的头衔，在娱乐化与噱头化的新闻界也颇有市场，因为只要你敢找他他就敢给你要的有意思的说法，尽管他们的说法往往让学术圈的同行摇头，但他们博得的社会影响却比摇头者大。当然也有一些爱出头，但并不为观众喜欢而成为“票房毒药”的教授，但是他们病态地喜欢在媒体上露头，这些教授占我所知教授的4-5%%。

　　四是既无学问也无热闹的教授，这些教授没有才华，没有专业热情，没有特殊的研究特长，没有口才，没有表现的能力，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成了教授，他们是照本宣科者、抄书写书者、例行公事者，很多还是莫名其妙者。同行不知、学生不喜，这样的教授在我认识的教授中是主流，在半数以上。

　　五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群体，他们往往是有热闹的官员、企业家与社会知名人士，然后他们被聘为了兼职教授或者客座教授，其中有一些人有点行动经验也有名头，而另外有一些人则主要是有热闹的名头。他们在我所知的教授中占5%%。

　　现今的大学，如果自己的教授里面有5%%有热闹有学问，有40%%有学问无热闹，有5%%有热闹有点学问的兼职教授，我想就已经是相当好的学校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大学，似乎是以无学问无热闹的教授群体为主流，而在已经以这些教授为主流的大学里面，就产生了很强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能容得下的是更没学问与更没热闹的教授，那对于这些学校的教授来说是悲哀的，而对于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更悲哀。

今天下午约好去拜访著名发展经济学拉尼斯（Gastav Ranis）教授的。我每天去办公室，走在Hillhouse的路上总是从他的办公室下走过（他的办公室在3楼），但一直没有安排出时间去拜访他。我去年11月短暂访问耶鲁大学时正赶上经济系的一个博士生的报告会，遇见了拉尼斯教授，还与经济系系主任Udry教授和Shultz教授在讨论会前见了面。那一次我与拉尼斯教授只是寒暄了一下。但他这么样的高龄还出现在一个研究生的报告会上使我很惊讶。我记得老人在现场的评论和提问非常积极。

这次我们事先约定了下午见面的时间。拉尼斯教授将近80高龄，仍然在办公室俯案工作。他说目前在做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人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问题。他问了我中国经济的一些问题。他说他第1次去中国是1986年，到南开大学演讲。林毅夫担任翻译。他说林毅夫刚从耶鲁做了1年的博士后回到中国。这一次我向他发出了去上海论坛的邀请。

拉尼斯教授在1960年代与中国经济学家费景汉教授（John Fei, 已在台湾去逝）发展了一个关于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理论，影响了几代人的工作。他最近写的一系列关于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与经济增长的论文给我的印象颇深。我在最近整理一些文献时还把他很多年前发表在世界银行经济评论杂志上的一篇讨论东亚经济模式的论文找出来拜读呢。我手头正在看的是他新写的关于一个劳动过剩经济的模型，这个文章把他与经济学家费景汉教授半个世纪前的理论再做了推进，引入开放，给出了一个动态的发展模型。文章讨论了很多经验，而且回应了多年来别人对“费-拉尼斯”(Fei-Ranis)模型的诸多批评。这个以非技能劳动力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对我们解释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理论, 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值得一读。

 

每天我要路过的街角

 

和蔼亲近的拉尼斯

改革记述12：改革前时期的分权周期

 张军

在经济研究中，中国太大了以至于不能把中国仅仅当作同一个经济体来处理。的确，在国土面积上一个相当于100个韩国，按人口计算也是30个韩国的国家如何实现经济的起飞，是一个挑战智力极限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了至少150年。

几年前我读过这样两本书。一本是辛向阳先生写的《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100年》。这本书回顾了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整个20世纪所经历的重大调整与事件，画面也相当精彩。之后我又见张明庚和张明聚合写的《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公元前221年-公元1991年》，更是大开眼界。悠久的地方行政区划的历史，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

两位作者说，真正的国家地方行政区划，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后，彻底废除分封制，实行中央集权制，在中央统辖下，地方设立诸多郡、县，把地方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所谓郡县制，就是将全中国土地划分若干郡，郡下再设若干县，郡县各设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郡、县官员，以协助中央办理地方诸多行政工作的一种政治制度。自秦代后，历代在其地方行政区划上均仿效秦制，虽经历朝的更替，但均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的统治和领导。    

本来，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前的1940年代，毛泽东有过一个重要的思想。他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1945年4月发表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一直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而且他估计中国需要在10-15年之后才能考虑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到了1952年土地改革完成的时候，他的这个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3年他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根据这个总路线，过渡的时间实际上被缩短为了3年。为了实现这个非常急促的目标，加快对资本主义的改造和建立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这样一来，1949年之后的行政区划的调整涉及的就不只是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权力的设置问题，它牵涉到了经济利益在中央与地方的界定和分配。

实际上，中国的集权计划经济建立之初，行政集权和分权的问题就很快成为争议的焦点。吴敬琏教授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提到，由于当时处于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宽松时期，在1956年前后，经济学家孙冶方和顾准就针对中央计划经济的集权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两人都指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的重要思想。虽然两人的思想在1958年之后均受到严厉批判，但至少在1956-1958年间，中央领导人对集权模式的弊端还是有所察觉和回应。

后来根据薄一波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回忆，为了准备中共第8次党代会，毛泽东在1956年2-5月连续听取了34个中央部委和省市领导的工作汇报。这些汇报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其中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此之后，中央政治局对一系列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和总结，形成了十个方面的问题。于是在1956年4月底到5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先后讲述了这十方面的问题。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由胡乔木主持整理修订的“论十大关系”讲话稿正式编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文章“论十大关系”的形成过程。在“论十大关系”中，列入第5个关系的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在1956年4-5月间形成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报告直接决定了中共第8次党代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决定。于是在1958年开始了首次向地方的分权。这次向地方政府的行政分权不仅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计划权力和企业管辖权，而且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财政和税收权以增加地方的收入。于是，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的思想就这样明确形成了。但是，由于1958年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的指导思想是要配合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而且这个时候，正是在农村强制推行集体化耕作制度和建立“人民公社”的非常时期，一年之后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的混乱并在1959-1961年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几千万人因为经济的混乱和饥荒而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面对“大跃进”造成的这么严重的后果，从1961年开始中央的政策不得不进行调整和重新集权。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中央局、省、市、地、县五级政府官员参加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也就是所谓的“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这个会议上承认了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同时恢复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经济的调整和恢复的工作。在这个会议上，中央又强化了加强集中制和全国一盘棋的思路。随后从地方收回了原来下放绝大多数的权力，并加强了中央对金融、财政和统计实行的集中领导。

到1963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不过根据政治学家王绍光的分析，对毛泽东来说，收权仅仅是摆脱暂时困难的权宜之计。一旦经济好转，他决心再一次打碎苏联式的中央集权计划体制。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虚君共和”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央政府只应是个象征性的“虚君”，经济实权仍应分散到各地区去。他批评中央部门收权收得过了头，指示凡是收回了的权力都要还给地方。用他的话说就是“连人带马全出去”。这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向地方分权的这种局面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了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王绍光在《分权的底限》里说，毛泽东的权力下放不仅唤醒了地方政府的自我利益意识，也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财力。自我意识加上独立了财源使地方政府有可能变成在的离心力量。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中因此既包括集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也包括一个裂痕重重的政治经济体制。

实际上，从1951年到1978年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经历了频繁的变动，充分反映了在集中计划体制内寻找集权与分权之平衡的不可能性。苏州大学的黄肖广教授2001年在他的著作中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回顾。过程大致如下：

1951-1957年间实行的是划分收支和分级管理的体制。1950年当时的政务院颁布了《关于统一管理1950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决定实行集权管理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该《决定》规定地方的财政收入一律上缴中央，地方的支出一律由中央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地方的收与支之间没有关系。

一年后的1951年的3月，政务院颁布《关于1951年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修改了1950年的决定，改为中央与地方划分收支和分级管理的制度。在收入方面，划分为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预算收入以及中央与地方比例分成收入。分成比例一年一定。在支出方面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支出范围。

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为了适应这个时期经济建设的需要，不仅行政区划上做了调整，而且在财政上坚持了1951年颁布的划分收支的办法，实行了中央、省和县三级财政体制。并且还决定把地方“超收节支”的部分全部归地方所有。由于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了地方发挥地方积极性的重要性之后，中央决定大面积下放企业的计划管理权给地方政府。国务院在1957年11月颁布了《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从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体制。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造成的经济混乱，这个体制实际上执行了一年不到的时间。1958年9月国务院决定用“总额分成、一年一定”取代原来的“以收定支、五年不变”的规定。

从1959年到1971年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是在这个框架里修改的。其间，因为大饥荒的发生，1961年起中央又实行了集中管理的体制，来恢复和调整经济。但后来很快又转向扩大地方财权的体制。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出现经济混乱的局面，在1968年中央曾决定实行过早期的收支两条线的做法，但实际上也没有执行。

1970年前后，中央决定把大多数企业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为此，从1971年，也就是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央决定实行与地方实行财政收支的“大包干”制度。具体做法是“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节余留用，一年一定”。“大包干”制度扩大了地方政府的预算收支的范围，在理论上自然可以增加地方的可支配收入，提高地方政府的激励。

但是，在执行中马上就发现，地方超收的大小“苦乐不均”，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和经济上的混乱使大多数地方的预算收支难以平衡，超收成为空话。因此，在1974-1975年间，中央对“大包干”体制进行了修正，调整为“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这个规则显然把地方的收与支之间的关系切断了，当然难以给地方以激励。

因此，在1976年之后，中央再进行调整，回到之前的规则，即改为“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同时于1977年在江苏省进行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试行“固定比例包干”的体制。按照这个试点体制，江苏省可以根据最近几年的预算支出占预算收入的比例来确定上缴中央和留用的比例，一定四年不变。比例确定之后，地方的预算支出从留给地方的收入中解决，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1978年中央选择10个省市进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的试点，给予地方政府增加预算收入的激励。

所有这些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把过去的“条块结合，以条条为主”的财政体制改变成了“条块结合，以块块为主”的体制。可以这么说，在1957-1978年的这二十年间，中国所执行的中央计划和集权财政体制不断被修改和瓦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事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造成的破坏更像是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因为它破坏了苏联式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演变成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而这就成了后来政治学家Susan Shirk所说的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

刊于2008/3/24《经济观察报》

 

雨中探访Hartford

在美国康州三一学院任教的James是我的校友，尊敬的同行，也是很好的朋友。那天的下午，还下着雨，他从纽约回来的路上赶到我在耶鲁的住所把我接上，去了康州的首府Hartford。三一学院就在这个城市里。Hartford曾经被马克· 吐温称为“美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马克· 吐温住在这里，而且还创办过自己的出版公司。在我看来，这个城市不大不小，生活很方便。10多万的常住人口，但据说它的人均收入在美一直是数一数二的。虽然走马观花，在雨中穿梭，我依然能感受这个历史斑斑的城市的美丽和魅力，古典而气派的州府大楼，公司的总部大厦，歌剧院、博物馆、会展中心等。James告诉我，Hartford曾是制造业和保险金融的中心，包括Traveler等在内的许多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都设在这里。

先来到州政府，在它即将关门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访问。我看到在一楼大厅里陈列着一些美国内战时期的文物。而且还有一尊民族英雄Nathan Hale的雕像。我知道在耶鲁大学的校园里也竖立着他的雕像。虽然这两座雕像的姿势不一样，但基座上写着的却是同样的文字，它是：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one life to lose for my country。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日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中就提到了他的这句话。胡锦涛说：“耶鲁大学校训强调追求光明和真理，这符合人类进步的法则，也符合每个有志青年的心愿。３００多年来，耶鲁大学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包括２０位诺贝尔奖获得者、５位美国总统。美国民族英雄内森·黑尔是耶鲁校友，他的名言—“我唯一的憾事，就是没有第二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深深感染了我和许多中国人。我衷心祝愿贵校培养出更多英才，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因为天渐渐暗了下来，没有时间去更多的地方，从州政府出来，James建议我们去寻找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的墓地。提到容闳，让我突然想到，130多年前中国１２０名留学美幼童就是住在Hartford的呀。我回到耶鲁后查了资料才知道，清政府在这里曾经为这批幼童花了几万美建立了一个“出洋肄业局”，并提供宿舍。资料提到：“由于清政府１８７５年终止幼童留学计划，肄业局新楼使用仅４年多就遭废弃，该楼建筑直到１９６７年才被拆除。”１９０３年梁启超到过这里，应该住过这个“出洋肄业局”。

我们没有时间去寻找容闳居住过的房子。但他最后的１０年是在这里度过的。根据史料记载，容闳1902年７４岁高龄最终回到了美国的家，但他的美国妻子凯洛格于１８８６年就病逝了。容闳于１９０９年用英文写的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就是在Hartford完成的。

容闳1９０９年还与孙中山在美国见过面，１９１２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经写信邀请容闳回国共事，但容闳84岁高龄已不可能接受这个邀请。他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１日病逝。当地的日报还刊登了消息：“身为学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国运动的先驱者容闳博士，昨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在他的沙京街２８４号寓所去世。” 容闳去世后就葬于Hartford西郊的雪松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

James 和我驱车来到了这个雪松山公墓内，很大，里面有20多块墓圆（section），每个墓圆大小不等，一个墓圆看上去有几十个墓地。公墓里有一个湖，上有野鸭子游荡。James 说容闳的墓地在9号墓圆内，于是我们开着车子就围绕9号墓转了4圈，但最终却没有找到，这时候天已暗了下来，我们不得不离开墓地。James说，很遗憾了，只能等下次再来寻找。我后来在查找的资料上发现，容闳的墓碑是在１０号墓圆内的一个斜坡上，其实我们与它擦肩而过。资料上说，容闳的墓碑呈方座圆顶，近２米高，墓碑上除刻有容闳夫妇英文姓名及生卒年月外，还有一个中文“容”字图案。

1998年，在容闳诞辰170周年之际，美国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第一批中国幼童在美入学的日子，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2000年耶鲁大学在“访问中心”（Visitor Center）正式摆放了容闳的画像。该画像是美国画家朱迪恩·里夫女士根据耶鲁大学保存的容闳照片所创作的。容闳当年是拖着辫子穿着长袍到美国的，进入耶鲁大学后才“割弃”这大清国的仪表，改穿西装，留短发。Hartford市政府2004年决定11月17日为“容闳日”。

注意上面的文字

耶鲁大学内的HALE的雕像

耶鲁大学访问者中心的容闳(Yung Wing)画像

HARTFORD的天际线

电视中的美国经济时局

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恐慌的时局只有在美国才能切身感受到。来美20多天,由金融恐慌引发的经济问题现在毫无疑问是美国的头号电视新闻。电视上每天现场直播不断进行的财经专家讨论，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更是被多家电视请去接受采访。连民主党下届总统的两位候选人的演说这段时间也不得不在经济问题上发表激烈言论以期赢得选票。保尔森在FOX新闻上被主持人步步追问，到底是否承认美国经济目前面临"急剧下滑"局面。

在此之前，作为美国央行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了临时干预行动，向陷入财务危机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提供了300亿美元紧急融资，更是引发了一场涉及到美国自由市场制度（特别是自由化的金融体制）是否会改变的辩论。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哈佛大学，华尔街日报上的头版出现了两个让我震惊的新闻报道并刊登了照片，一个是中国西藏的暴乱，另一则就是FDE的这个解救行动（bail out）。我的朋友、经济学家Gary对我说，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很有意思，美国的政府和经济学家都曾经不断批评中国，说你们不能去解救银行和国有企业，现在美国政府自己要解救银行了。

但是保尔森在电视上被质疑这个解救行动时说，他不希望投资者把此举视作是解救计划。电视主持人不断地追问保尔森，为什么美国政府去解救一家银行而不去解救美国中产阶级。现在靠借钱买房的老百姓要面临失去房子的危险，为什么政府视而不见？保尔森始终不正面回答这样的问题。保尔森只是预计说，美国官方的利率可能要被降低近一个百分点，成为2%。如果这样，这将是自次级信贷危机以来的第五次连续降息了。投资者对信贷危机和银行信用状况的担忧也使美国汇率下跌。美元对日元汇率已跌至95.72日元，为12年来的最低点。而欧元对美元汇率升为1.5903美元，再创记录。

美国总统布什这个周一也在电视上说，我们处于一个四面楚歌的时代。他说，美国政府在需要的时候，将采取继续让金融市场恢复秩序的果断行动。的确，对美国这个经济而言，头号任务当然是稳定金融市场，防止危机传染和蔓延。因为稳住了金融，才能稳定房屋市场。现在，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基层的房贷户。前不久电视里报道说拉斯维加斯一对夫妇曾经坐拥豪宅，但因付不起高额利息，房子被查封，现在他们只能住在露营拖车里。根据穆迪最悲观的预测，现存房屋价格会从最高点笔直跌落40%，如果真是如此，房市将会把经济拖进严重的衰退期之中，失业率会上升到9%，大跌的房价以及紧缩的信用市场，将会减缓各种民生消费与商业投资活动。尤其是不少婴儿潮的退休人士过去眼看房价飙涨，因此减少了个人存款的准备。有人说，现在几乎是回到了1979-1982年战后以来房市最严重的衰退期。虽然也有人在电视上说,这只是局部市场现象,美国的基本面还是硬朗的,但是跌市肯定还在发展, 还没有见底。需要多少时间，还不清楚。

题记：因为要向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提供2003年以来的英文成果和在国际会议上做报告的信息，特别整理了如下的流水帐，算作一个自己的学术“簿记”吧：

 

作为嘉宾编辑的英文杂志的特刊（Special Issu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obust Performance, 2008,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Economy (澳大利亚)

编辑的英文书

Crossing River by Touching Stones: Thirty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with Arthur Sweetman）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08.

收入英文书的文章（Chapters in Books）

“Investment-Growth Nexu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Yoshinori Shimizu (eds), Economic Dynamism of Asia in the New Millennium: From the Asian Crisis to A New Stage of Growth, 2007, Singapore: Th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China and India: Why do They Need to Learn and Trade with Each Other?”, In Hernaikh Singh(ed), South Asi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Towards Greater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2007, Published by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Investment,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Lok Sang and Robert Ash (eds), China Hong Kong and the World Economy: Studies on Globalization, 2006, Palgrave Macmillan.

“Investment,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Doowen Lee et al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sm of the Northeast Asian Economies, 2005, Seoul: Yonsei University Press.

“Scale and Sale: An Overview of State Enterprises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Chan-Hyun Sohn (eds) Structural Reform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of the Northeast Asia, Korea Development Economic Association and Kore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2003, 25-34.

匿名审稿的杂志论文（Refereed Papers）

“Term Limits and Rotation of Chinese Governors: Do They Matter to Economic Growth?”, forthcoming,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Economy；

“Estima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Capital Stock Series with Application”, forthcoming,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The Financial Deepening-Productivity Nexus in China:1987-2001”,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07, 5(1):37-50；

“Investment,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03, 14: 713-734；

在国外的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rajectories and Institutions”, Research Paper No. 2008/07, UNU-WIDER, Helsinki, Finland.

“The Financial Deepening-Productivity Nexus in China:1987-2001”, Research Paper No. 2007/08, UNU-WIDER, Helsinki, Finland.

评论文章（Short Opinion Articles）

“The GDP Craze”, www.cbiz.cn, 15/6, 2003

“Should Shanghai Reindustrialize Itself?”, www.cbiz.cn , 20/7, 2003

“Capitalize Chinese Economy”, www.cbiz.cn, 2/11, 2003

“Deft touch needed to cool down the investment”, Shanghai Daily, 14/6, 2004

“Fiscal prudence can nourish the economy”, Shanghai Daily, 28/1, 2005

“Stay the course to fix the imbalance”, Shanghai Daily, 18/2, 2005

“China may rewrite economic theories”, Shanghai Daily, 27/6, 2005

“China Exchange Rate Puzzle”, South Africa Business Daily和Western Australian Evening, 23/7, 2005

“Reform Before It Is Too Late ”,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12, 2005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Corruption, and the Rise of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BizShanghai, 14/6, 2006

“The rise of imbalanced growth in China”, WIDER Angle (http://www.wider.unu.edu/newsletter/angle2006-2.pdf), no.2, 2006

“China’s Financial Fetish”, Project Syndicate, 4/2, 2007

“Building Financial Hubs: Dogmatic and Misguided”, Shanghai Daily, 10/2, 2007

“China boom is over”, New York Sun, 31/1, 2008

国际会议演讲的论文和访问研究（Conference Papers and Visiting Fellowships）

2003年1月24日应邀在香港岭南大学经济系做了“Growth-Investment Nexus in Post-Reform China”的学术报告。

2003年9月6-11日出席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协会”（ISNIE）的年会以及“罗纳德.科斯研究所”（RCI）主办的制度分析方法研讨班。

2003年9月25-26日应韩国总统首席政策顾问，韩国发展经济学协会主席李廷雨博士的邀请出席在汉城举办的韩国发展经济学协会的年会并做了“Restructuring State Enterprises in China”的嘉宾演讲。

2003年10月22-25日出席在法国Clermont-Farrand市的CERDI举办的第4届中国经济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做了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Growth in China: An Assessment” 的演讲。

2003年11月11-13应邀在韩国大田市举办的“21世纪东北亚的经济与技术合作”的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首场报告“Economic Integ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Issues and Prospects”。

2004年1月15-17日应邀出席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RIETI）主办的“寻找新秩序的亚洲”的国际研讨会。还应邀在日本法政大学和一桥大学做了学术两场报告。

2004年3月10-12日在印度新德里参加了由印度“中国研究院“（ICS）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S）联合主办的国际会议“中国经济改革25年”(Twenty Five Year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2004年7月5日应邀在韩国汉城参加“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第三次访韩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he 3^rd Visit of CES to Korea)并做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与投资效率的学术报告。

2004年7月20-23应邀在日本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参加以“亚洲共存”(Co-Existence of Asia) 为主题的远程教学录像，分别是“How China Integrated with the World Economy”和“Can China Sustain its Economic Growth？。在东京期间应邀在著名的青山学院(Aoyama)“中国经济协会”做了学术报告 “Current Overheating in China”。

2004年10月28-30日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做了“Re-estimation of China’s Provincial Capital Stock Series:1952-2000”的学术报告。

2005年3月11日应邀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做了英文报告“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2005年3月21-22日应邀在伦敦Middlesex University参加英国中国经济学会(CEA)主办的“China Dynam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的主题年会并在开幕式后用英文做了“Can China Grow Faster?”的演讲。

2005年3月23日上午在伦敦应邀在英国外交部新闻发言局（Foreign Press House）外交政策中心(Foreign Policy Centre) 主办的“2020年的中国和印度”报告会上做嘉宾主讲人（另一位为印度学者），就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做了英文演讲，之后回答了在场人员的提问。英国卫视做了现场转播和采访。

2005年4月7-12日应邀赴澳大利亚参加在布里斯班举行的“澳中经济高峰论坛”并在会上用英文做了“Remarks on China’s Financial Reforms”的报告。

2005年7月20日-9月30日应邀到芬兰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国际研究院（UNU/WIDER）从事研究工作。

2005年9月28日应邀在赫尔辛基大学经济学院（ECONOMICUM）的系列讲座“Macro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Seminar”上做了“Growing China’s Economy”的学术讲座。

2005年10月4日上午应邀在芬兰银行转型研究所（BOFIT）做“The Existence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Deepening-Productivity Nexus”的学术报告。

2005年10月31-11月3日应邀在英国出席威尔顿庄园会议（Wilton Park Conference）并在会议上做了“Making them Cheaper: The Impact of China Rise on Globalization”的英文讲演。

2005年11月7-8日应邀在新加坡出席由南非Brenhurst基金会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DSS）联合主办的国际会议“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Success: Policy Options for Africa”。

2005年12月12-14日应CASA ASIA之邀赴西班牙参加在巴塞罗那举行的“第3届亚洲论坛”(III Forum Asia)并在会上做“Understanding China Economic System: Getting Incentives Right”的演讲。

2006年4月27-29日应邀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参加了由Chicago Society和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主办的国际会议“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并在会上做了“Politics and China‘s Growth from Below”的演讲。

2006年11月7-9日应邀出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国际会议“South Asia in the Global Community：Towards Greater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会议由ISA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举办。在会议上做了“China and India: Why Do They Should Learn from and Trade with Each Other?”的演讲。

2006年11月10-15日应邀出席在埃及开罗Marriott Cairo酒店举行的“全球化与经济成功：非洲的选择”（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Success: Policy Options for Africa）国际会议并发表专题讲演“Triggering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hat Have We Known?”。会议由非洲Brenthurst 基金会和埃及的Konrad-Adenauer Foundation基金会资助。来自世界银行和欧美、亚洲以及非洲等各国的经济学家出席了会议。

2006年12月16-17日应邀在韩国汉城的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访问，出席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起的E-LEARNING项目的会议。

2006年12月19-22日应邀在日本东京帝国饭店出席由IDE举办的“The Rise of the BRICs”国际会议并以嘉宾的身份发表“Making Growth Happen in China”的主旨演讲。

2007年3月2-3日应邀在澳门大学参加“中国经济增长：原因与前景”的学术研讨会并做“Triggering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的嘉宾报告,出席会议的嘉宾还包括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Douglas North和James Mirrles以及伦敦经济学院的许成钢教授等。

2007年4月13日应邀参加Brookings Institutions在华盛顿举行的Asia Economic Panel（AEP）的会议并担任评论，评论文章Comments on Asia’s Financial Crisis” 收入会议文集将由美国MIT出版社出版。

2007年4月16-17日在英国Nottingham大学出席留英中国经济学会第18届年会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嘉宾讲演“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2007年5月27日-8月13日赴加拿大女王大学作访问学者。

2007年9月7-8日应邀在芬兰赫尔辛基出席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世界研究院(UNU-WIDER)举行的国际会议“South Engines of Economic Growth”。在会议上发表报告“China Economic Growth: Trajectory and Evolving Institutions”。  

2007年9月15-16日参加CEA（UK）与CCES共同举办的国际会议“转型与增长：政府、市场与政策”，来自欧洲和美国、日本等经济学家5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上用英文报告了论文“Term Limit and Rotation of Chinese Governors: Do They Matter to Economic Growth?”。

2007年10月16-18日应邀在韩国大邱出席“2007 NEA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orum”论坛并做嘉宾讲演“North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Political Wisdom”。该经济论坛由韩国东北亚地区政府联合会秘书处（NEAR）和庆尚北道联合主办。

2007年11月4日-5日应邀在韩国首尔出席首届“中国论坛”(China Forum)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Mundell教授担任嘉宾演讲人。在韩国期间还与韩国的政府官员、著名企业家等见面。5日下午还接受了韩国著名的报纸《每日经济报》（Maeil Business Newspaper）的专题采访和韩国电视台的专访。

2007年11月6-7日应日本瑞穗研究所（Miruho Research Institute）的邀请出席在日本东京经团连会馆举行的Mizuho Global Seminar并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论坛上发表了英文演讲“Why China Welcomes Globalization”。

2007年12月3日-7日应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RCHSS）主任瞿婉文教授的邀请，3日经香港飞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在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分别做了“中国经济改革30年”和“官员的任期限制、异地交流和经济增长：来自省级数据的证据”两场学术报告。

2008年2月25-27日应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邀请，在奥克兰大学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的纪念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的“周年公开讲座”(Anniversary Public Lecture)上用英文发表了主旨演讲“Thirty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What is Special about China’s Economic Experimentation”（转型三十年：中国经济实验的独特方式）。新西兰大学常务副校长Chris Tremewan教授主持了讲座，来自新西兰大学的教师、学生，在奥克兰的实业界、新西兰商会、政府部门以及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奥克兰领事馆的官员等100多人出席了演讲会。

2008年3月-4月耶鲁大学访问学者。

 

 

 

 

 

 

 

      

 

 

 

 

 

 

 

 

 

 

 

题记：美国耶鲁大学与中国大学历史渊源最深的就是复旦大学了。在历史上，复旦大学的第2任校长李登辉先生就是耶鲁的毕业生。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在耶鲁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也特别提到了复旦大学与耶鲁大学的关系。我前不久再次来到这座位于美国康州NEW HAVEN的耶鲁大学，开始2个月的访问研究，同时也为促进耶鲁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深度学术交流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耶鲁大学这几年全力推进国际化战略，力打中国牌，取得深远影响。复旦大学作为耶鲁大学唯一一所战略伙伴大学，最近决定在耶鲁大学设立联络处，它不仅是双方已有的深厚关系的见证，也是进一步推动两校更深学术交流和战略合作的象征。

我在耶鲁的生活很简单。仍是冬天的季节，气温并不高，但我每天早晚都要坚持快步走路。上个星期天夕阳西下的傍晚（注意，照相机上的时间是错的），我走在耶鲁宁静的校园里，迫不及待地拍下了我眼中的耶鲁的建筑，街道和教堂，这里选择其中的几帧与大家共享。

 欢迎到耶鲁

著名的冰球馆

中国人的MUST-DO

学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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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记述（11）1994年的分税制

张军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记述了1980年代以来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中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但是这种向下分权的财政体制却缺乏稳定性。尤其是，它导致中央财政收入的不稳定和捉襟见肘的尴尬局面不断出现，从而中央不得不频繁不断地去修改、甚至去破坏这个体制。例如，以研究中央-地方关系为专长的经济学家黄佩华（Christine Wong）教授提到，中央为了扩大在财政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采取多种措施频频从地方财政“抽调”资金。她列举的事件包括：从1981年起，国家每年发行国库券，并向地方借款；1983年起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并将骨干企业收归中央；1987年，发行电力建设债券；1988年取消少数民族定额补助递增规定。除此之外，中央还陆续出台一些被戏称为“中央请客，地方拿钱”的增收减支措施，致使财政包干体制变得很不稳定，挫伤地方积极性。面对中央对财政体制不断做出的单方面的随意修正，地方也发展出一系列应对中央的策略性办法。中央“抽调资金”与地方“明挖暗藏”的行为极大地加深了双方的戒备心理。

针对这种现象，张闫龙在“财政分权与省以下政府间关系的演变”一文中曾特别提到过一个重要的细节。他说，那个时期中央相关政策文件的一些措辞可以清晰地揭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存在的巨大摩擦。例如，国务院1988年发布的多个文件中的结尾处反复有这样的文字：“……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同志要严格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展经济，管好财政。要进一步加强全局观点，体谅中央的困难，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要严格执行财政、财务制度，加强审计监督。各地实行财政包干办法以后，要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的各种财政、财务制度。凡应当征收的税款要按时、足额收上来，不能违反税收管理权限，擅自减税免税；不能把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者私设‘小金库’”；“各项开支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支付，不能违反财务制度、会计制度；所有收支都要按规定如实反映，不得打“埋伏”、报假帐。凡是违反财政纪律或弄虚作假的，审计部门要认真检查处理，问题严重的，要给予纪律处分”；“要加强对财政工作的领导，积极支持财政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严肃财经纪律。各级人民政府要带头执行国家的财经制度，不得越权行事，自作主张，影响全局，更不得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去指使财政部门违反国家规定处理财政问题”。

地方不努力征税的这个对策性行为有助于解释财政包干制度下预算收入的增长为什么趋于下降。可是，如果以此相信地方政府没有从地方的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控制，那就错了，否则我们不能解释是什么为地方经济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正面的激励。正如国务院的文件提醒的那样，“把预算内的收入转移到预算外，或者私设‘小金库’”其实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这个更复杂的问题把我们引向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中国现象，那就是地方预算外收入的存在和增长。

在中国，预算外收入并不是财政分权改革的产物，它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已经存在，但是那个时候的规模比较小，与改革后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在1980年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之后，预算外收入迅速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地方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的构成和来源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都是地方政府自收自支不纳入预算管理的收入。一般包括地方财政部门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如各种税收附加和基金、集中事业单位的经营性收入、集中企业单位的收费等）、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如地方政府的税收附加和基金、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等）、国有企业的预算外资金（如部分折旧上缴、部分利税的上缴等）以及由地方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由于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到1992年全国预算外资金的规模为3855亿元，是当年预算内财政收入的97.7%。

1993年11月，中共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整体推进的改革战略，其中包括要在1994年起建立新的政府间财政税收关系，将原来的财政包干制度改造成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包括省和县）职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分税制的方案早在1986年前后就有所准备和研究，但后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搁浅了。1992年也曾恢复过分税制的试点。但是到了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之后，分税制方案的细则才得以公开。

简单地说，分税制预算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是：（1）中央和地方明确划分了各自的政府事权和财政支出的范围；（2）中央和地方明确划分了各自财政收入的范围，明确划分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3）建立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即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以帮助实现地区平衡。此外，还清理地方的预算外资金，取消或减少了大量的政府收费项目；推行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度，统一个人所得税等。

中央与地方共享的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和资源税。增值税中央分享75%，地方分享25%。资源税按不同的品种划分，陆地资源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海洋石油资源税作为中央收入。证券交易印花税在1994年的时候确定为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但2002年起改为中央分享97%。

分税制体制建立之后，中央预算收支占全部预算收支不断下降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在1984年至1993年一直呈下降趋势，从40.5％下降至22.0％，而实行分税制后，该比例得以显著上升。200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达54.6％。地方的财政收入从1994年前的70％左右下降到1994年后的50％左右。

这个结果是否暴露出分税制设计本身的问题在经济学家之间是有争议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央的收入当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实际上返还给了地方政府。因此，中央的预算收入并没有统计上所显示的比重那么高。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即使考虑了转移支付，1994年的财政体制的改革总体上还是只涉及了财政体制的收入方面，而仍然保留了改革前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支出责任体制，让地方政府扮演着中央政府的支出代理人的角色。因此，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大幅度提高了，这是事实。但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在近20多年中变化并不大，基本稳定在60％以上。实际上，在2002年，地方政府在全部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大约为45%，但却负担了全部预算支出的70%。即使把中央的返还收入考虑进来，也不足以达到收支的平衡。更重要的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又没有为提高地方政府的融资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实际上，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切断了收入与支出需求的联系，使地方政府、尤其是落后地区的政府负担加重了。

很多后来的研究都发现，即使有中央的税收返还和专项补贴，但分税制的实行似乎没有能够在平衡地区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94年为了推进分税制，赢得富裕省份的支持，中央采取了保障地方不少于1993年收入基数的让步政策。中央政府从专享税和分享税中取得的收入如果超过了1993年中央税改前的收入，将多出的部分返还给地方政府，以保障地方政府在实行分税制后的实际收入不低于该地区1993年的水平。对于超出1993年基数的收入，中央与地方按照7比3的比例分成。由于1993年地方有做大“基数”的策略性动机，结果使得中央的返还收入负担过大，直接影响了用于平衡地区收入差距的财政能力。

黄佩华在“21世纪的中国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吗？（2005）指出，也因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和税收返还的主体是增值税，而增值税主要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因而分税制和主要建立在税收返还基础上的中央转移支付在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地方财政能力差距而更有利于富裕和发达的地区的财政体制。她的计算发现，分税制改革后的1998年与1990年相比，最富裕的5个省份的GDP占比高了3个百分点，而最贫穷的5个省份的GDP占比在同一时间内则下降了1个百分比。这表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支上的差距是在继续扩大之中而没有得到扭转。

 

（2008年3月10日<经济观察报>）

 

大部制改革不该是一个方向

张军

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意提到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相互推诿，办事效率低下”。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正在酝酿的大部制改革的计划。估计大部制改革也是今年“两会”的焦点之一。据悉，今次首先启动改革的五大部委将分别命名为：工业和资讯化部、交通和运输部、人力和社会保障部、环境保护部以及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回顾一下，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国务院机构的改革不少于六次了。各个开放以来，政府机构改革也一直是几乎每届政府的任务和目标之一。特别是1998年朱总理上任之时，推行强力手段，将中央部委从四十个砍到了二十九个，其力度可谓为历届政府之最。但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央政府部门机构与人员的规模逐步反弹，基本回到从前。这10年来，基层政府的规模也不断膨胀，因为要管的事和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必须有足够的人力和权力方能维持行政运转的效率。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规模是大了还是小了，而在于政府的职能是为什么而生产的？为什么而服务的？今天提出大部制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呢？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中央各部委正逐步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权力部门化与部门利益化是其两大特点。大部制改革就是希望破除部门权益，转变职能，提高效率，精简人员。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大部制也有可能把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更加集中的集团利益，而且因为大部的权力更大，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监督与约束更难，很难说部门利益不会更容易膨胀呢。我们要知道，所谓的权力化和利益化并不是设立部门过多引起的，它们是跟为什么存在这样那样的政府部门相联系着的。即使在美国也一样。凡有政府的机构，吃政府的预算的，情况大都是这样。

大部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是要通过改变政府的部门门类和设置来改变政府职能，还是反过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而改变政府部门的设置。即使实行了大部门制，看上去减少了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应的部门，但如果依然需要那些政府的职能，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大部委内部实行分门别类的管理与负责，这样就不得不增加而不是减少行政的层次和级别。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实行归并之后，仍然需要有负责住房和负责城乡建设的子部门来专业化地负责提出规划和预算，制定监管规则和实施管理。说到底，行政的事情，必须落实到岗和落实到人，才算有了执行力。因此，大部门制这个设想，虽然听起来很有创意，很好听，但它的最大误导之处就是，看上去它减少了部门的数量，但它并没有真正触及问题的核心：如何转变政府的这些职能？为什么要转变政府的职能？

当然，这个核心的问题不是这些为大部门制设计方案的人所能回答的。它涉及我们这个经济体制和政府体制的最根本问题。中国经济这三十年逐步形成的体制是与政府的职能演变不可分不开的。尽管在很多领域中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去政治化”的或者推倒重来式的，而是通过逐级向地方政府放权而形成的一个分权化的威权体制。这个经济体制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服从和服务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最高而单一的目标。在这个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职能不仅要服务于和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为了这一目的，各级政府的职能必须上下设置雷同和重复，以便于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和目标的贯彻执行。

这样的政府职能错了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以及它的性质。如果我们认同我们的经济体制以及它在经济增长上的相对制度优势并希望继续长期维护这种体制，那么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要求政府转变它的现有职能。因为它的职能是与这个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在经济发展和商业创造这个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单一职能发挥得非常有效。在服务于单一经济发展目标方面，各级政府的职能类似于一个商业公司的职能。

但是我们都知道，政府从根本上说应该是多目标和多任务的组织。与公司类似的职能不能涵盖经济发展以外的目标。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的多任务性质会越来越凸现出来。越富裕的社会，政府的“仲裁”角色越突出。“仲裁”角色取代“生产”角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例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提高，公众会要求政府要在教育、卫生、环境等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平问题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方面的政府职能会变得更有社会需求。所以，在给定的政治体制下，政府的职能不断走向民生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当然还不是我们预设的市场经济体制。我相信，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不是选择什么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改革和放弃当前这种以县（市）为核心的投资创造和分权经济责任制，真正努力去建立起一个以法治和私产制度为基础的“去政治化”的市场经济体制，那样的话，现有的政府角色自然就必须变革，其过于组织“生产”的职能偏误也就随之而消失。因此，不要把政府职能的改变与经济体制的转变割裂开来，更不要把政府机构的改革理解为转变政府职能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把钥匙。

编辑版本发表于<上海证券报> 2008年3月7日

 

应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Auckland)的邀请，2月26日我在奥克兰大学会议中心举行的纪念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的“周年公开讲座”(Anniversary Public Lecture)上用英文发表了主旨演讲“Thirty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What is Special about China’s Economic Experimentation”（转型三十年：中国经济实验的独特方式）。新西兰大学常务副校长Chris Tremewan 教授主持了讲座，来自新西兰大学的教师、学生，在奥克兰的实业界、新西兰商会、政府部门以及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和奥克兰领事馆的官员等100多人出席了演讲会。我在演讲中重点阐释了中国经济实验成功的秘诀以及理论框架。报告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1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我还回答了听众的现场提问。之后出席了演讲招待会并与听众继续面对面的交流，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

我是24日抵达新西兰的。2月25日晚上新西兰大学的常务副校长Tremewan教授等在拥有百年历史的北方俱乐部(Northern Club)设晚宴招待了来自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卫平率领的代表团。奥克兰大学孔子学院是奥克兰大学与复旦大学合作创办的。本次公开讲座是为了纪念孔子学院成立一周年而设立的。在新西兰期间，我还访问了奥克兰大学商学院和经济系，在新落成的商学院大厦进行了座谈并与那里的5位教授共进午餐。

26日晚，在奥克兰的中国酒店，新西兰上海商会举行了盛大的晚宴，邀请了在新西兰的中国企业家、新西兰企业家以及政府高官等出席。我应邀用英文发表了20分钟的即兴演讲，回顾了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特别分析了宏观经济的局面和通货膨胀等问题。新西兰前储备银行行长、国家党前领导人也出席了晚宴并赠送了我一张亲笔签名的新西兰纸币。

27日我们还飞往新西兰著名的旅游胜地基督城，参观了那里的美术馆、博物馆、植物园以及南极中心等。

 

演讲前的媒体采访

 

奥克兰大学会议中心的入口处

 

奥克兰大学一角

 

出席上海商会晚宴并发表即兴演讲

 

奥克兰的天际线

改革记述（10）

“分灶吃饭”

张军

在1978年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开始以后不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也很快进入到了一个以“包干”为特征的过渡体制。“包干”或者“承包”二字是中国民间对一种简单的合约形式的俗称。长期以来，私人产权的所有制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意识形态“禁区”，而“包干”的含义不仅通俗易懂，而且很容易被改革当局普遍接受，因为谁都知道，在“包干”或“承包”中，政府依然拥有最终的所有权。以我之见，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乃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举。没有了它，其它则都不存在。中国30年来的经济体制转型基本上就是依赖“包干”或“承包”这种大家都容易接受的本土的方式展开和推进的。

就这样，进入经济改革时期之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开始了以地方与中央签订财政上的“承包”协议为主，形成了以划分收支为基础的分级包干和自求平衡的财政关系。这种财政体制也时常被称为财政上的“分灶吃饭”。但其间因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推行，也使得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体制相应地做出了一些调整。

1982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体制的暂行规定》，决定除了三个直辖市之外，其余地方均实行形式各异的财政包干体制，即实行所谓的“分灶吃饭”。这个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对财政收入进行分类，划分为固定收入、分成收入和调剂收入三类。而财政支出按照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划分，地方财政在划分的收支范围内多收多支、少收少支，自求平衡。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初始的财政条件不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各地区的包干方案是有所不同的。根据钟晓敏教授的分析，在1980年到1985年，大概有四类方案在不同的地区得到了执行。

第一类是执行标准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执行这一体制的是四川等15个省。这15个省根据1979年的收支预计数作为基数，收大于支的按比例上缴中央，收少于支的，不足部分由中央从工商税中安某一比例进行调节。中央承诺这个方案一定五年不变，地方自求财政平衡。第二类执行的是特殊的地方预算财政体制。这类体制主要是在新疆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几个视同民族自治区待遇的省。根据这个方案，这些地区除了继续享受原来的特殊待遇之外，也参照第一类方案划分收支范围，确定中央的补助金额，并保证每年增加5%，五年不变。地方的收入增长全部留归地方。第三类方案的设计针对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在这两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缴或定额补助”。这个特殊的政策是为了配合开放和经济特区的建设。第四类就是江苏的试点方案。在1980年后，江苏继续按照试点办法执行，即实行“固定比例包干”的体制。但是实际上在1981年后江苏也实行了上面第一类的包干体制。

在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财政包干的基本体制之后，决策者本来的想法是把这种“分灶吃饭”的体制作为临时的过渡安排，只准备实行5年。因为在当时的改革设计中，准备后来实行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的。甚至在1986年国务院准备的“价税财金贸”配套改革方案时曾准备以“分税制”取代“分灶吃饭”体制的。后来这个配套改革方案流产之后，国务院反而决定要将这个财政包干的体制继续执行下去，而且在1988年向更大的范围推广了。

1988年的财政大包干体制基本延续了1980的体制模式，而且因为把新兴的“计划单列市”也纳入了财政包干的范围，结果涵盖的地区达到了3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城市。具体而言，财政包干的安排实际上有六大类：（1）收入递增包干。以1987年的决算收入和地方支出为基数，参照近几年的收入增长，确定地方收入递增率（环比）和留成、上解比例。在递增率以内的收入，按确定的留成和上解比例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分成；超过递增率的收入全部归地方。达不到递增率的由地方自行解决。实行这种体制的有北京、河北、辽宁等10个省市。（2）总额分成。根据前两年的财政收支状况，核定收支基数，以地方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确定地方的留成和上解中央的比例。天津、山西和安徽3省实行了这个体制。（3）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这种办法是在“总额分成”基础上增加的收入再进行与中央的比例分成。实行这个体制的是大连、青岛和武汉3个计划单列市。（4）上解额递增包干。以1987年上解中央的收入为基数，每年按照一定比例递增上解。广东（包括广州）和湖南采用了这个体制。（5）定额上解。按照原来核定的基础，收入大于支出的部分，确定固定的上解数额。上海、黑龙江和山东实行了这个定额上解的体制。（6）定额补助。按照原来核定的基础，支出大于收入的部分，实行定额补助。实行这种包干办法的有吉林、江西等15个省市（区）。

作为一种固定租合约的变种，五花八门的财政承包的体制至少在边际上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应该会显著提高地方政府对增加收入的努力。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以后结合一些重要的经济学研究的文献专门讨论。不过，这种财政上的分权体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结果。最明显的结果是地区之间的“待遇”不平衡。比如，在1980年代中期，上海每年上缴中央财政120亿元左右，而广东在其经济迅速发展之后上缴额依然只有10多亿元。另外，经济学家也认为，财政承包制度还造成了地方经济之间的相互封锁，有碍市场的整合。 

从统计上看，财政承包制度的大面积推行的确逐步改变了政府预算财政的增长格局和中央财政的相对地位，集中表现在财政预算收入的增长开始出现落后于GDP增长的趋势，中央财政也出现相对下降的趋势。政治学家王绍光在《分权的底线》（1997）对1978-1994年间出现的这个财政现象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中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近31%跌至不到11%，下降20多个百分点。政府开支与GDP之比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跌幅要小一些。结果，预算赤字持续增加。更耐人寻味的是，目前各级政府的资金都严重短缺。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尤其糟糕，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幅下滑，从改革前的约60%降至1994的不足33%。到1995年，中央政府的开支中有50%多是靠国内外借债维持的。尽管地方政府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有所增加，它们在GDP中占的比重也下降了。这一比重在三分之二的省份里缩小了10%还多。我们完全可以说，地方和中央政府都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王绍光对中国的财政分权为什么会导致总政府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给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解释。他认为，中国的财政承包制本来是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刺激他们加大征税的力度，从而使中央和地方都能从税收增长中获益。然而其结果并非如此。不仅财政紧张造成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而且财政的紧张却出现在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期间。这是一个悖论。用他的话说，这个悖论的根源是，中国的财政体制的设计让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拥有了太多的自由裁量权，这为机会主义行为盛行开了方便之门。中央和地方都指望从机会主义作法中得到好处，但结果双方都以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告终（相对于GDP），原因是他们陷于典型的囚徒困境之中。  

的确，很多学者都指出了在1980年代以来频繁调整的财政体制使得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缺乏稳定性的问题。例如，以研究中央-地方关系为专长的经济学家黄佩华（Christine Wong）也提到，中央为了扩大在财政收入总额中所占的份额，采取多种措施频频从地方财政“抽调”资金。她列举的事件包括：从1981年起，国家每年发行国库券，并向地方借款；1983年起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并将骨干企业收归中央；1987年，发行电力建设债券；1988年取消少数民族定额补助递增规定。除此之外，中央还陆续出台一些被戏称为“中央请客，地方拿钱”的增收减支措施，致使财政包干体制变得很不稳定，挫伤地方积极性。而地方在此条件下也发展出一系列应对中央的策略性办法。这些中央“抽调资金”与地方“明挖暗藏”的行为极大地加深了双方的戒备心理，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具有了一个复杂的博弈性质。

栽《经济观察报》2008年2月23日

 

去见哈佛新任校长

2008年2月15日上午随王校长率领的复旦大学代表团从纽约Pann Station搭火车去哈佛大学访问。我们一行8人，包括了副校长以及管理、医学、法学等学科的院长和教授。在哈佛的中国基金会（Harvard China Fund）负责了这次访问活动。访问受到了哈佛大学校方的热情接待。哈佛大学的Marshall Office（相当于中国的校长办公室）主任亲自陪同接待并安排了与哈佛新任校长Faust教授的会面。哈佛大学的校长Faust教授今年3月要去上海参加哈佛大学世界校友会的活动，在她起程之前与我们见面当然是有意义的。复旦大学医学院与哈佛大学之间的历史渊源联系也加深了Faust校长的上海之行的意义。

哈佛校长Faust教授是位女性历史学家。她在校长办公室（在另一栋楼里）接待了我们，并和王校长相互交换了礼品。谈话进行了40多分钟。会面是在一个非常轻松的氛围中进行的。王校长说复旦大学目前在美国有1万多校友在工作和学习。Faust校长问她身边的助手哈佛在中国有多少校友，助手回答说有1300多位。话一落音，大家哈哈大笑。

会面结束后由校长办公室和哈佛中国基金出面在Harvard Faculty Club安排了我们与哈佛的资深教授的午餐会。这是我最近几年在哈佛吃到的最正规的饭菜。到场的哈佛方面的教授包括了前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现任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William Kirby教授、东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Deirdre Chetham教授以及资深教授Ezra Vogel；哈佛燕京学社的现任主任杜维明教授和新任主任Liz Perry教授（她还是哈佛中国基金的主席），他们也是我比较熟悉的朋友，特别是Kirby和Vogel教授。另外出席午餐会的还有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人类学家Arthur Kleinman教授以及商学院和法学院的教授等。午餐会由Kirby教授主持并致欢迎词，王校长做了发言，说明了来访问哈佛的目的和使命。然后大家边吃边谈。Kirby教授问王校长，作为中国大学的校长，最让你睡不着觉的是什么问题？王校长说，第一是钱，第二是教师队伍；第三是学科的交叉，第四是学术自由。然后大家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能听到这么多的哈佛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不仅在哈佛，而且就是这些教授个人之间也是机会难逢。

关于中国经济的研究，我问坐在我边上的Vogel教授，经济系的Perkins教授退休之后哈佛有没有引进继任者，Vogel教授说还没有。他说这其实是目前哈佛大学的一个短腿。哈佛应该尽快建立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研究的学术中心。哈佛医学院的人类学家Kleinman教授说，哈佛经济系的发展是有战略偏误的，不去研究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是个很大的错误。他说，他不同意经济系的Shleifer教授的观点，Shleifer教授认为研究经济学就应该抛去局部经验，他甚至说，为了经济学的纯粹性，哈佛经济系不应考虑去招聘任何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出身的经济学家。

午餐会持续了两个小时，期间有争论、有观点，也有幽默和笑声。

人民网纽约2月13日电 （记者何洪泽、席来旺）今天，复旦大学在纽约曼哈顿耶鲁俱乐部(Yale Club)隆重举行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首届年会，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遇与挑战”。

　　本届年会邀请到了中美两国政、商、学三届诸多重要嘉宾，美国史带公司主席格林伯葛、亚洲协会全球高级副总裁汤姆·默尔、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等，分别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与会的近三百人包括中国复旦大学的管理团队与教授、复旦北美校友、耶鲁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多所大学校长、以及亚洲协会、百人会、美中政策基金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专家。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发来亲笔贺信。

　　据了解，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是复旦大学在美国注册成立的非营利机构，是中国高校在海外以大学名义设立基金会的开拓者和先行者，今后将每年定期在北美和环太平洋地区各地轮流举办年会，探讨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热点话题，构筑起复旦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与社会各界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上海不常有雪，有大雪更是罕见。这次的寒冬大雪给上海留下了不同寻常但又非常美丽的景色。在伦敦的Ken写邮件给我说，我想象不出上海的雪天是什么样子。前不久，这位来自英国的报业人士和他漂亮的中国太太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与我在宝隆品茶聊天，他敦促我在一周里为New York Sun 再写一文，说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我勉强答应了。不久上海就下了大雪，封住了我外出的道路，让我完成Ken的任务有了保障。多亏了这场大雪。这里我有幸从复旦大学外联处张宏莲老师那里获得了几帧非常不错的复旦大学的校园雪景。这些照片本来是发给正在纽约为复旦大学海外教育基金会成立仪式而忙碌着的复旦同事们的。我实在忍不住把这些照片截流下来，能让更多的朋友来共享。只是我不知道它的版权归谁。

改革记述（9）

中国早期通货膨胀的理论贡献

张军

尽管“巴山轮会议”对政府处理1985年的通货膨胀的思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之后中国经济还是经历了1988和1993两次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有意思的是，产出与通货膨胀之间为正的相关关系在其它转型经济里很少出现过。例如，在俄罗斯和中东欧，总产出的下降与通货膨胀在经济实行自由化的改革以来一直并存。而在中国，1978-1993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始终保持着正相关的关系，而在1993年之后，GDP的增长则又与通货紧缩并存。

频繁的通货膨胀和收放循环的那一段经历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个现象留给经济学家的却是一个理论创造的机会。我们知道了很多那个阶段的故事，包括“提前翻番”，也包括工资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我们也比较认同“国民收入超分配”的说法。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学家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可检验的经济学的理论，这个理论需要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会伴随产出的增长而不是下降。

一个好的经济学的理论是不容易做出的，它需要创新。它不仅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具有可以实证检验的性质，而且它要抓住相对重要的经验现象，而且解释最好是比较简单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确实在经济学文献里出现了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循环的不少的理论。的确，从早期的文献上看，大多数解释中国通货膨胀的理论主要是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消费膨胀，为什么国有企业存在追求投资扩张的冲动等。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转型初期的通货膨胀循环现象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总体上还只是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些局部的和更零碎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有用的，但也许还不是比较重要的经验现象。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那个时候解释通货膨胀循环的理论不过是在重复教科书上关于通货膨胀会由总需求的膨胀而拉起的基本原理而已。它们更像是已有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很不容易。

一直到了2000年4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终于发表了一篇由多伦多大学的Brandt 和 Zhu署名的论文，提出了一个解释中国1981-1993年间通货膨胀循环的一个新的理论。我认为这是到目前为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试图去捕捉了中国的现象对经济学可能存在的贡献机会。一个理论在没有更好的替代理论出现之前，我们暂且说它是最好的理论。而好的理论总是激发出人们去推翻它的欲望。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ed Economy：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一个分权经济中的再分配：中国改革时期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作者在论文里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1981-1993年通货膨胀循环的非常简单的理论。

作者的理论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的现象关联之上，第一，1981-1993期间的通货膨胀总是与货币的增发联系在一起；第二，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总是伴随了产出的增长。那么，什么东西又使这两个现象关联在一起的呢？作者认为是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credit diversion）把以上两个现象关联起来了。

本来，银行信贷是政府控制的，怎么可能出现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呢？作者认为，这是分权的结果。由于分权化的改革，指令性的信贷分配不再奏效。进一步来说，即使有了信贷的分流，如果信贷总额在当年是固定的，那么银行信贷向非国有部门的分流只会帮助解释非国有部门的产出增长，但并能解释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而作者的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外生的东西，它使得信贷的规模不再固定。这个外生的东西就是那个时候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就业保障和承诺。而这个就业保障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给定的，所以对于信贷的分配而言是外生的东西。

于是，解释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相伴的理论就出来了：分权化的改革越来越使银行的信贷开始向非国有企业分流。由于非国有企业的生产率高于国有企业，因此两企业部门的生产率的差解释了产出的持续增长；而政府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就业和福利待遇等（这个承诺是外生的），只能对国有企业实行补贴。由于分权改革造成政府财政补贴的能力下降，因此政府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货币创造来补贴国有部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每一次只要政府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然也只能控制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控制住了这个，货币创造的压力就释放了。这样一来，控制了通货膨胀，但也影响了产出的增长。而要增加产出，又必须再放松对信贷分流的控制，从而形成收-放的循环。

这个理论与通常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有一个不同。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的形成机理时，一般的理论都突出了投资规模的角色，认为是投资规模的变动引起产出的波动和通货膨胀。不过，这个理论在经验上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产出波动的时候，投资占GDP的比重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动。而Brandt 和 Zhu的这个理论强调的不是总的投资规模而是投资在效率不同的两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为了检验这个理论与经验观察是否吻合，作者估计了国有企业部门和非国有企业部门的“净现金流”（net cash flow），它是企业的产出与所有非金融性投入（包括投资、社会福利支出等）的差额。用这个“净现金流”来衡量国有企业部门的补贴缺口。作者的数据发现，1983年以后这个缺口越来越大了。然后，作者对其理论进行了统计上的检验。作者在统计上进行检验的是这样几个由其理论推演出来的命题：（1）信贷向非国有企业的分流应该减少国有企业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份额，两者应该是负向关系；（2）国有企业的投资份额下降应该降低GNP的增长率，两者应该是负向的关系；（3）货币的创造应该随着国有企业投资份额的下降而增加，两者应该是负向关系；（4）通货膨胀应该是货币创造的结果，两者应该是正向的关系。在数据上，作者用“铸币税收入”(seigniorage)作为货币创造的代理变量。

2005年，在《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另外两位作者Feltenstein 和Iwata把这个解释框架进一步推广到了1952年以后的中国的商业周期现象。他们使用了1952-1996年的数据。Feltenstein 和Iwata在论文里的研究证实，在数据允许的1952年至1996年间，中国不断发生的通货膨胀是财政向地方政府分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地方政府不断获得的财政自主权经过一个传导机制最后推动了货币创造，使货币供给常常失去控制，从而通货膨胀总是频繁地发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分权对实物产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财政分权却不利于物价的稳定。这个结论与上面我们所讨论的理论当然是“同出一辙”。

其实，这个理论也有助于解释1994年以后中国商业周期的变化。1994年之后，国有企业的布局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再加上1994年实行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大大提高了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的比重，从而缓释了对货币创造的需求。1994年实行分税制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对地方国有企业的补贴能力，结果大多数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不得不被民营化。所以，在1994年之后，超额货币创造的压力没有了。这是中国在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消失的主要原因。

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人们总是在思维上习惯于把1994年之后的通货膨胀的消失和通货紧缩简单地归因于所谓“产能过剩”。但是，这样的解释无异于逻辑上的“同义语反复”。这好像是在用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去定义什么是通货紧缩。这不是好的经济学理论。“产能过剩”的流行观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1994年之后产能才过剩了，产能的扩张在1993年之前就持续发生了，并没能阻止通货膨胀的到来（最后一次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在1992-93年）。而且，没有理由认为1993年之后与之前产能的扩张就应该有本质性的不同。而事实是，在此之前的通货膨胀高发时期，产能也一直在增长。所以，从逻辑上说，产能扩张不应该是1993年之后通货膨胀远离我们的主要原因。解释中国通货紧缩生成机制的任何好的理论都要能够同时解释为什么曾经摆脱不掉频繁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解释1994年之后通货膨胀压力被解除的问题上，Brandt 和 Zhu的理论至少让我们去关注了更重要的现象。每一次的通货膨胀总是与中央政府的过多透支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中央政府在1994年之后把更多的财政收入集中在手中以后，一系列的事情就自然发生了变化：

首先，过去不断由中央政府的透支行为而推动的货币创造的机会就基本被控制住了；其次，地方的财力被约束之后，地方政府因为财力有限而不得不加快了对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从前政府保障国有部门的就业和福利的那个“外生的”承诺（社会契约）被动摇和瓦解了；第三，中央政府不断积累的财政收入显著提高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平衡和调控能力。特别是，当中央的财力提高之后，可以在宏观总量上加大对于基础产业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投入，缓解瓶颈行业的约束。而且中央政府财力的大幅度增长提高了中央政府对上游产业的收入或者价格的补贴能力，使得基础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对下游的传导因为这个中央补贴的能力而梗阻了。而这些方面的变化与1994年以后中央与地方财税安排的改变以及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精彩故事有直接的关系。要弄明白通货膨胀为什么离我们而去，我们更需要注意这些故事才是。

载<经济观察报> 2008年2月2日

 

 

 

 

 

China's Boom Is Over

Jun Zhang

New York Sun

January 31, 2008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in any country are like running water. How large and fast is the flow? Where does it originate and where does it go?

The "main stream" of China's economy is the vast flow of inward investment. China's economy is prone to rapid growth, with buoyant investment demand sustaining powerful short-term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s a result, credit controls on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a close watch on the money supply have been used to promote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since China began its market reforms.

But in 2003, following five years of deflation, China's economy entered a new phase. Overcapacity vanished, constraints on consumption were lifted, and a dramatic increase in household demand followed.

Since then, heavy industries — steel, automobiles, machinery, building materials, energy, and raw materials — have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investment boom, reflecting deman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housing,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and equipment renewal. Not surprisingly, the economy began to overheat.

Productivity and profitability in manufacturing and heavy industries picked up, boosting China's national savings dramatically. Indeed, the huge increase in China's trade surplus in recent years is a consequence not of the renminbi's exchange rate, as many believe, but of the domestic savings' increase.

Yet, between 2005 and early 2007, macroeconomic policy was focused on reining in the surplus. Most importantly, the renminbi was allowed to appreciate, and the export tax rebate was virtually eliminated.

In early 2007, because inflation was not really visible, the government did not regard it as a major problem. But when price increases accelerat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the authorities began to worry.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initially attributed it to excess liquidity, and so began to use monetary policy tools, raising interest rates five times since late 2007.

As a result, the interest rate for 12-month fixed deposits has reached 3.9%. Moreover, the PBOC has issued Central Bank Notes six times, reinforcing its anti-inflationary effort.

Nevertheless, by the end of October, M2 money supply had increased by 18.4% — growing by 1.3% faster year on year, and exceeding the 16% target. By the start of 2008, it was clear that controlling inflation and cooling an overheating economy had become the government's main economic target.

Indeed, the government's key economic committee, the Central Work Committee, has concluded that after years of "high growth and low inflation," China is on a route to "high growth with high inflation." This invariably means that fiscal and monetary stability will become a priority while controlling the trade surplus has become a lower one.

The problem is that, until now, the major cause of inflation has been rapidly rising manufacturing costs, and there is no sign of a slowdown in energy and raw material prices. Moreover, a new labor law and income policies will further increase workforce costs. And, due to rising consumer prices, the nominal interest rate will continue to rise. As a result, with investment demand remaining robust, inflation could spread.

In the face of growing inflation, output is set to suffer. In order to curb investment demand, tighter credit rationing and monetary policy are inevitable in 2008, while investment projects and land use will be subject to more rigorous control. Likewise,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growing labor costs will force enterprises to lower their profit expectations and cut costs, negatively affecting output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the short run.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ease these inflationary pressures this year.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prices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creases in domestic labor costs and prices of non-tradable goods cannot easily be stemme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ituation will encourage further capital inflows, and asset inflation will persist. All these factors will push inflation above the 2007 level.

With export performance also set to slow, owing to the economic downturn in America, employment and growth could be weakened further, which implies mounting pressure on China's government — and thus on the fiscal deficit, creating another source of inflationary pressure. And, once an inflationary trend emerges and economic growth slows, the steady-as-you go pattern to China's decade-long boom will be over.

Professor Zhang is directo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